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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权利。
在列举完一系列这样的组织团体之后，在第126条中甚至更明确地写着：“工人阶级队伍以及其他劳动阶层中最积极、最有觉悟的公民联合成为苏联共产党，它构成了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劳动者的先锋队组织，构成了各个组织团体的领导核心。”
因此，政治自由权利唯一有效的受益者归根结底是苏联共产主义的统一政党。
按照下面这一论断，即苏联不再有任何“对抗阶级”
，而是只有三个和睦相处的人民要素——产业工人、集体农庄的农民和知识分子，那么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在原则上发生变化。
如果说，资产阶级国家仅仅是徒有其表的普遍利益——在这种普遍利益背后还隐藏着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特殊利益——的统治，那么无产阶级国家则应该现实地表达被正确认识的共同利益和被正确阐释的全体劳动人民（已经没有其他的人民组成了）所构成的整个社会的共同意志。
分歧能够以和平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得到消除，而不需要进行暴力变革。
只要还需要国家，无产阶级国家就应该一直存在下去。
今后，随着时间推移而必然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化，将“根据现政权的倡导”
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
得以实现，正如1950年斯大林在其著名的语言学书信中所阐述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理性意志一方面与它所构成的政府的理性意志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与全体公民的理性意志完全一致，这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假设，它不能被任何经验事实所驳倒。
因此，起义必须被视为仇视国家、仇视工人阶级的异端分子的阴谋诡计，或者被视为受国外资本主义影响而失去理智的个人行动。
任何关于全能的政党领导或者国家领导可能产生体制性权力滥用的想法都被视为错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认可的滥用权力的唯一原因——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不复存在。
但事实上，依然存在大量其他的人压迫人的形式，这些形式并没有随着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消除而被取消。
顺便提一下，青年恩格斯也没有认识到体制保障对反对权力滥用所具有的价值，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2年）一文中讽刺了尽人皆知的英国人对行政机关权力的“恐惧”
，并把对英国人而言冗长繁杂的立法程序称为“可笑的”
。
就连被告人在英国法院所受到的保护，在当时的恩格斯看来也是毫无意义的。
①
（3）作为克服异化劳动之工具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按照正统的阐述，虽然国家具有的“压迫功能”
日益消失（因为需要压迫的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两个根本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尤为特别的功能还会长期保留，即组织经济活动的功能和教育的功能。
我们最后想看看，自由在这里是以哪种形式得到实现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应该：首先作为计划经济来克服对危机异常敏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混乱无序，其次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来领导与全体人民实际需要相符的生产。
从纯粹的经济学观点出发，苏联的计划经济或者指令性经济表明自己并不是完全有益的；但我们不能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
相反，这种经济的所谓“社会主义特征”
问题倒是应当加以研究。
与这一原则——历史的主体并不是经验的无产阶级、而是在理论上设定的无产阶级——相适应，党规定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所在。
因此，它着眼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工业化这一理想。
但是，建设一种工业要求投资，而投资又要求放弃消费。
苏联领导把放弃消费的重任完全交由软弱无力的人民来承担。
于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成了放弃消费这一重负的主要承担者。
由于这种简直不可想象的“放弃消费”
——它部分地借助于国家恐怖机器（强制劳动营!）来实行，工业化以巨大的速度取得了成功。
因此，自1956年以来部分地取消这一机构之后，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降低工业化的速度，适当顾及人民的消费需求。
工业化的速度并不是通过计划经济本身，而是主要通过前所未有的国家强制和领导专权而成为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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