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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然而，在进一步描述“联系群众”
的过程中，列宁再次动用了他那过时的机械论隐喻：他总是从领导者的立场，而不是从同等程度的工人立场本身出发来看待使命。
如果“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
，那么“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就不能领导一个大国。
①列宁把这种联系同工厂的“发动机”
和“机器”
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类比：“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
，那就不能开工。
与之类似“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位置摆得不正或工作得不正常，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殃”
②。
然而，这种用机械论观点把握革命后社会中工会与政党关系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列宁也在下一条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开诚布公地谈到了这些矛盾，只是没有对这些矛盾本身的破坏力给予充分说明。
列宁认为，第一个矛盾在于，工会（顺便提一句，这个矛盾也适用于革命后的党。
——作者注）应当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
绝参加强制”
③。
第二个矛盾是“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者，就不能拒绝实行压制”
④。
第三个矛盾是：“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工会又决不应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而要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如此等等。”
⑤
列宁认为，所有这些矛盾很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
还不能得到消除。
然而，1922年以来的工会运动和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实践却表明，这些矛盾并没有作为活生生的张力而在某个地方得到维系，恰恰相反，到波兰成立了新的工会为止，到处都是以偏向国家一方为基础来裁定这些矛盾的。
换句话说，由于处处都偏向行政命令、监督管理和约束限制，说服教育活动、代表工人的直接利益以及适应工人“当时的水平”
等，都遭到了忽略漠视。
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工会领导都难以取得人们的信任。
工人抵抗运动的发展经过了工会这一阶段，可又与工会相对立。
工会几乎从未实现列宁所期望的那种中介作用，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工会内部缺乏民主。
事实上，从一定级别起工会的领导人就是被任命（或者增选）的，而不是由各个成员或者他们的代表自由地选举或罢免的。
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工会领导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国家中普遍成为国家机器、党的机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另外，它（与军队、警察和计划部门相比）所具有的意义和分量也相对减弱了。
早在1921年，苏联的“工人反对派”
就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工会是多么迫切需要团体内部的民主，即使在今天再次聆听，它的口号仍然极具现实意义。
例如，亚里桑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在苏联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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