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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十次党代会上就以这一群体的名义声称：“与官僚主义体系相联系的对批判与思想自由的恐惧，有时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漫画式的特征。
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自我首创性又从何谈起呢?（……）我们害怕批判，我们不再信任群众，我们彻底的官僚主义源之于此”
“作为官僚主义的特有标志，任命的实践成为一种普遍得到认可的合法现象。
它在党内（自然也在工会中——作者注）制造出一种不健康的氛围，因为它摧毁了平等和同志情谊，推动了名利思想，助长了（……）裙带关系。
任命的实践削弱了被上级任命为下级机关领导的那些人的责任感，从而加深了‘最高层’与‘基层’之间的裂痕。”
“必须取消这种由上级来提名的实践，并代之以（……）各个阶层的被选举权。”
“批判的自由，保障各不同政治倾向在党代会上的言论自由权，讨论权——所有这些早已不再只是工人反对派的要求了（……）除了官僚主义的习气之外，我们的党还弥漫着极权思想与干部崇拜，同志情谊仅仅存在于基层中。”
①
罗莎·卢森堡和亚里桑德拉·柯伦泰两位卓越的女革命家，最早公开地认识到俄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监督和管束的危险，这或许不是偶然的。
毋庸置疑，二者并不是复辟运动的维护者。
她们都主张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讨论，主张在党和工会内部实行真正自由的选举，因为她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信任，才能维持信任。
列宁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国家中工会职能的矛盾重重心知肚明，但他却没能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苏联将遭受孤立与国际威胁的暗示有利于使他的后继者实行一种纯粹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构想。
只有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时代“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
国家中尚未解决的社会矛盾才能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不过，这决不意味着它们之前根本不存在，它们只是被有关日益迫近的外部危险的暗示成功地压制了下去。
西方新闻记者对波兰事件做出的评论，常常足可以用幸灾乐祸和愚昧无知来形容。
英国的工会干部在他们最近一届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说明不是没有道理的，像波兰那样的罢工在英国根本是不允许的。
要求取消（或者引入!）审查制度，改变公共电台与电视台节目的罢工，在我们这里也是非法的。
的确，在那些集中管理国有工业的国家中，即便是简单的经济罢工也必然会马上获得政治意义。
在体制上独立于党和国家的工会必然在那些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主及其协会，而是国家机器直接与之对峙的社会中，获得更为广泛的重要性。
所以，一直以来，工会仿佛都过着睡美人式的生活，它将苏醒过来达到现实的独立性，从而显现出自己作为强有力的反对党的本来面目。
因此，如果一些评论家认为，一切似乎仅仅取决于波兰最终赶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古老成就，那么这只能是一个乐观的幻想。
在（广泛地来讲）没有私营经济雇主的国家中，自由工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相比是具有截然不同的重要性的权力因素。
因此，它们也不可能像诸如美国的工会那样具有“非政治的”
意义——美国工会仅仅把自己视为与资本利益相对立的、被组织起来的商品劳动力的利益代表（虽说它们当然也不是完全非政治性的，就它们为资本主义所做的清晰选择而言，它们也直接是政治性的）。
但另一方面，随着自由工会的引入，不仅社会主义的民主稳定、而且提高计划决策的合理性以及经济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等机会都会大大增加。
与自由工会相比，那些与波兰工人一样、在现实斗争中已经表现出高度自律的工人也愿意为整体的经济发展利益而放弃直接的、特殊的利益。
他们愿意更加勤奋地工作，如果有人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努力会马上给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带来好处。
①诚然，民主的、被确立为合法的工会领导也可以成为政府（一直以来，它都习惯于借助党的领导来监督人民）苛刻的、强硬的谈判伙伴。
悖谬的是，波兰工人阶级恰恰是通过反抗列宁所认为的应当真正代表“更高政治阶级意识”
的那些人而证明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成熟的。
我们希望（尽管一点都不确定），波兰统一工人党能够动员自身（以及领导班子）中有充分能力进行改革的力量，以便创造性地利用现在提供给他们的时机。
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它拥有自由独立的工会，这些工会也具有罢工权，这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设想来说，同样不失为令人心悦诚服的典范，它能够反驳那些在我们这里被企业主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所珍爱的观点。
在《资本杂志》一月号（1981年）中，一篇被奇怪地命名为《不知足》的关于联邦德国工会的文章写道：“在作为政治意志培训结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不再存在任何罢工权。
这种权利与政治反抗权一般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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