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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的爆发及其在全球的蔓延，一种新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地联系在一起的危机摆在世人面前，这就是“公共卫生和健康危机”
。
这一危机必将成为学界在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讨论的重要议题。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例如，“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不仅砍柴者对他的关系，而且他对砍柴者的关系都是简单交换的关系”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这种简单交换关系中，当事人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雇佣工人，双方都是普通交换者。
因此，马克思说：“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因为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
。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04、6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针对约·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马克思指出：“更有学识、更有批判意识的人们，虽然承认分配关系的历史发展性质，但同时却更加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显然，这种观点不仅把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而且把生产关系和人的本性弄颠倒了。
实际上，是生产关系决定人的本性，而不是相反，人的本性决定生产关系。
[28]罗尔斯在谈到“原初状态”
时说：“原初状态……是一种其间所达到的任何契约都是公平的状态，是一种各方在其中都是作为道德人的平等代表、选择的结果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1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问题是：第一，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置身其中的社会关系，从而不可能不受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影响。
第二，由于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不同，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
第三，这种“道德人”
是（也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充其量不过是罗尔斯自己的一种假设。
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这种原初状态当然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实际的历史状态，也并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原始状况，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1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可见，罗尔斯的“道德人假设”
与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一种抽象人性论。
并且，这种抽象人性论可谓影响深远而广泛，就连竭力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的G.A.科恩也自觉不自觉地陷入其中，因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并没有发明贪婪和恐惧，它们植根于人的本性”
；并且，“每一个人都既具有自私的倾向，也具有慷慨的倾向”
。
（[英]G.A.科恩：《为什么不要社会主义》，段忠桥译，44、58～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这里的漏洞是明显的，如果人性是自私和贪婪的，何以有慷慨的倾向呢？如果自私和贪婪是人的本性，慷慨不就是一种有违于人性的事情吗？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08、107、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1]马克思指出：“资本诚然可以脱离单个资本家，但不能脱离与工人本身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
同样，单个工人也可以不再是劳动的自为存在；他可以通过继承、偷窃等等得到货币。
但是，这时他就不再是工人了。
作为工人，他只是自为存在的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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