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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孟德斯鸠指出：“没有一个词比自由有更多的涵义，并在人们意识中留下更多不同的印象了。”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如以赛亚·伯林对“消极自由”
和“积极自由”
的区分，前者指的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
或“不受别人阻止地做出选择”
，后者指的则是“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
，即“成为某人自己的主人”
。
（[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189、20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就消极自由而言，不受阻碍和限制地行动，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因而是虚幻的事情。
因为，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能动的存在物又是受动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马克思说：“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就积极自由而言，在现象具体（即个体）层面，自己作主和自我决定当然是可能的和现实的，而在本质抽象（即社会整体或总体）层面，这种自主性和自决性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再如，邦雅曼·贡斯当对“古代人的自由”
和“现代人的自由”
的区分：“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
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阎克文、刘满贵译，3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这里，贡斯当对人的自由的历史性解读是显而易见的。
单就古代人的自由而言，第一，这种自由与分享社会权力相联系，而分享社会权力又同参与政治生活相联系。
第二，政治参与意味着自由，与此相应，从事劳动则是在与必然性打交道。
第三，奴隶是不能分享社会权力的，他只能从事劳动，因而是不自由的。
对自由与劳动的关系的这一诠解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正如马克思批评亚当·斯密时所指出的，无视劳动与自由之间的联系，把劳动与自由对立起来，劳动意味着不自由，自由意味着不劳动，这是偏颇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6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并且，无论是以赛亚·伯林还是贡斯当，都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和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人的自由的决定和制约作用。
一方面，“只要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形式，个人在资本的纯粹条件范围内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
。
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生产力的联系。
另一方面，“行会工业在它的繁荣时期在行会组织中完全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自由，即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2、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这是人的自由与社会生产关系的联系。
因此，把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对立起来，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自由诉求；而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就是人的自由的发展。
[33]当然，马克思的“自由个性”
概念具有多重含义，除了共产主义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概念外，还有其他意义上的自由个性概念。
如与“自由竞争”
相联系的自由个性概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4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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