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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发达的有机体是不发达的有机体的尺度和原型；由于发达的有机体内的一切都已到达其发达的活动水平，所以很清楚，只有根据这种有机体才能认识不发达的东西”
[137]。
这些论述无疑成为马克思从后思索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的重要思想资源。
但是，决不能由此而无视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一再申明他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
[138]，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
[139]。
（4）由于把思维的运动与现实社会的运动混为一谈，甚至是倒果为因，把现实社会的运动看成是思维运动的产物，所以，黑格尔陷入了逻辑与历史，逻辑学、本体论与认识论之间的神秘“同一（=）”
的境地。
[140]与此不同，马克思则主张逻辑与历史，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辩证统一”
。
例如，在“简单范畴”
与“具体范畴”
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用逻辑强制历史、用思维强制存在，认为无论是在逻辑上即在理论体系中，还是在历史上即在现实存在中，比较简单的范畴都先于比较具体的范畴而存在并发挥作用。
马克思则认为：一方面，在逻辑上，由于不解释、说明简单范畴就不能解释、说明较为具体的范畴，所以，总是简单范畴在先，较为具体的范畴在后；越是简单的范畴，就越是具有独立性和优先性。
但另一方面，在历史上，“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
[141]。
例如，“占有”
和“所有权家庭”
之间的历史关系表明，“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
。
在这种情况下，或者说“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
。
[142]这就是说，逻辑与历史、理论体系与现实结构是一致的。
而在其他情况下，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则并不具有一致性。
例如，“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
[143]。
这就是说，在像秘鲁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一些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如分工已经存在，因而从分工关系方面来看是一种“十分发展的”
社会形态；但一些较为简单的经济关系如货币却并不存在，因而从货币关系方面来看却是一种“还不成熟的”
社会形态。
这里，作为简单范畴的货币在历史上就不是先于作为具体范畴的分工而存在并发挥作用的。
因此，越是简单的范畴，其包含的规定就越是抽象和稀薄，而“从科学的进程来考察，这些抽象规定恰恰是最早的和最贫乏的规定；它们部分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出现过的；比较发达的规定是较晚出现的规定”
[144]。
总之，要把现实的社会和对现实社会的理论把握区别开来，要立足于现实的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根据具体情况对之作出具体描述，决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把逻辑与历史，把逻辑学、本体论与认识论混为一谈。
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对于正确对待和处理这一理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前提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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