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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一样，洛克的“权利人”
理论企图“从简单而‘公正的’等价物交换规律中引伸出资本的赢利方式”
，从而“得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的结论”
[28]。
换言之，洛克等资产阶级思想家决意要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其理论却并未达到资本主义制度的高度。
结果呢？他们“为要证实资本的合理，替资本辩护，就求助于这个简单的过程，恰好用这个使资本不能存在的过程来说明资本。
为了证明资本，他们就证明资本不存在”
[29]。
总之，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分配，由于它们都遵循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即要想取得他人的商品或产品，就必须让渡包含着等量劳动的自己的商品或产品；所以，就此而言，二者所确认的法律关系或权利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包含在按劳分配中的社会主义平等权利并没能完成对资产阶级权利法则的超越。
4.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性
既然说按劳分配在原则上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权利，它就没有“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
[30]。
因为历史地看，资产阶级的权利是极其“狭隘的”
，之所以“狭隘”
，就在于支撑这种权利的物质基础是“劳动时间”
。
马克思说：“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
[31]对劳动时间关心程度最高的，既不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也不是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
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
和“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婪”
表明[32]，劳动时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性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
这是因为：第一，从物质生产的目的来看，获得剩余价值从而实现价值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和动机。
资本家之所以关心使用价值，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物质基质和载体，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价值和剩余价值。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生产“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只是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
，而在奴隶制和农奴制等生产方式中，物质生产“主要地和优先地以使用价值为目的”
。
[33]对资本家而言，关心价值和剩余价值甚于关心使用价值，关心劳动时间甚于关心人的需要的满足。
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显然是极其狭隘的，以此为基础的平等权利也是极其狭隘的。
第二，从度量财富的尺度来看，与物质生产的目的相联系，奴隶制和农奴制用使用价值来衡量和度量物质财富，而资本主义则用劳动时间（准确地说是剩余劳动时间）来衡量和度量物质财富。
马克思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从属于劳动。
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动的时间还要长。”
[34]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和度量物质财富，意味着财富生产的社会（而非物质）基础是贫乏和有限的；意味着剩余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是彼此对立的，就是说付出剩余劳动时间的人不能享受自由时间；意味着劳动时间是个人的全部时间，劳动者或工人则是他的唯一规定；意味着个人的发展决不是全面的，而是片面的和畸形的。
第三，从财富生产的基础来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
[35]。
这一切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和以此为基础的平等权利的狭隘性。
当然，资本主义已经为财富基础的质变和飞跃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因为，从财富的现实表现来看，资本推动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大工业的发展表明，现实财富“表现在……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
。
从创造财富的手段来看，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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