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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也必然是两极分化，是富者越来越富有而贫者则越来越贫穷。
因此，马克思认为，“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
，这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98]只不过，资本主义条件下雇佣工人的贫困，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相对贫困，更不是绝对贫困，而是一种具有“悖论性”
的贫困。
其具体表现是：作为劳动者，工人的贫困与其劳动、与其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关系。
工人越是努力劳动，他就越是贫困；工人劳动的生产力越是发展，他就越是贫困。
[99]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两极分化又造成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
[100]。
其典型表现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101]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阶级之所以享有自由时间，是因为工人阶级不仅付出了必要劳动而且付出了剩余劳动，正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为资本家拥有自由时间创造了物质前提和基础。
没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就没有资本家的自由时间；而没有自由时间，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说：“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
[102]总之，如果说正义意味着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化幸福，那么，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就是对这种正义的否定，就是一种非正义。
3.在马克思看来，从简单商品生产的自由和平等（正义）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不自由和不平等（非正义）的“辩证转变”
具有必然性。
蒲鲁东主义者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认为：“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
[103]这就是说，从时间上看，价值交换制度在最初的时候是自由的和平等的；后来，随着货币和资本的出现，其自由和平等被歪曲为不自由和不平等。
或者从形式上看，价值在其最适当的表现形式上才是自由的和平等的，无论是价值表现的货币形式还是资本形式，其自由和平等都会被歪曲为不自由和不平等。
鉴于此，他主张在保留商品生产和交换制度的基础上，用“小时券”
或“劳动货币”
来取代其他货币形式，建立基于“无息信贷”
的“人民银行”
，以此来消除价值交换和货币信贷中的不平等和资本剥削。
[104]
对此，马克思指出：第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
[105]。
这就是说，对于价值交换制度即货币制度来说，无论在最初还是在其往后的发展中，也无论货币采取哪一种形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平等和自由，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货币形式的嬗变而改变，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
第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
[106]。
这就是说，在货币制度发展为资本主义货币制度后，不仅存在着普通商品，而且存在着劳动力商品；不仅存在着以货币为中介的普通商品交换，而且存在着货币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的交换。
而在货币资本和劳动力商品的交换的背后，则是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
因此，一方面，货币资本和劳动力商品之间的交换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就此而言，正是（资本主义）交换制度或货币制度本身的作用，使得平等和自由向对立面转化；另一方面，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剩余劳动是通过货币资本和劳动力商品之间（自由而平等）的交换来实现的，就此而言，以货币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和平等的实现本身（或同时）就是一种不自由和不平等。
第三，“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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