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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门学科被德国人所垄断，逻辑上不够严谨，充斥着各种错误。
1908年至1909年，布洛赫在德国读书期间，曾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史专家有过密切的接触。
他在柏林大学时，修过马克斯·泽林（MaxSering）和鲁道夫·埃伯施塔特（RudolfEberstadt）的课；他在莱比锡大学听过卡尔·布歇尔（KarlBücher）的课。
布洛赫非常欣赏布歇尔“系统化”
的学问，但对其形而上学的嗜好也有所批评：布歇尔在阐释经济发展的时候，总是借助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而且迷恋社会阶级的铁律，这往往与事实不符。
③
在年轻的时候，布洛赫曾思考过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
他拒绝研究荒诞、复杂的问题，反对诸如“路易六世时期”
这样武断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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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一年后的教师资格考试中，他却遇到了一些仍囿于传统时间和地理范畴的问题，比如，该犹斯·格拉齐（CaiusGracchus）统治时期的政治生活，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希腊帝国衰亡过程中的作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教会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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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除历史学家各自为政的现状，解决技术上的短板，布洛赫呼吁建立问卷调查的标准。
由研究者群体设计和管理的调查问卷，可以为史学家提供有用的证据，修正一些错误理论。
三十年后，身为《年鉴》杂志主编的布洛赫，怀着同样的目的发起了问卷调查。
②
在传统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之间、“文化”
与专业化之间、大众普及者与渊博的学者之间，一直存在着各种激烈的争论。
布洛赫像他父亲那样，始终采取中立的立场。
由于和上一代学者隔着足够的距离，他可以很好地考察“前科学时期”
伏尔泰和米什莱的作品。
布洛赫不喜欢勒南，因为他的历史野心过于膨胀。
布洛赫对于库朗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父亲的书房里挂着库朗热的头像），认为他几乎能与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相媲美。
③
布洛赫从巴黎高师毕业时，年仅22岁。
他选修的课程包罗古今，注重各种因素的平衡，既有专业课，也有基础课；既有时髦课，也有经典课。
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系统地阐释一些有用而又适当的问题，为综合精神寻找基础。
为此，历史学家应该超越瑟诺博斯的局限，摒弃社会科学家的成见。
布洛赫在评价前人时，批评方法也日益完善。
在他看来，历史学家与生物学家有点相似，他们虽然具有极好的显微镜，却不知道该用来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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