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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德雷福斯事件和四年堑壕战的折磨，这一派疲惫不堪，退到了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
受朱利安·邦达（JulienBenda）理想主义的影响，他们守护自己的原则，成为不偏不倚的学者，超然于各个政治派别的纷争之外。
①宏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似乎已尘埃落定，斯特拉斯堡的雅各宾派与更为保守的同僚站在一起，共同谴责政治介入行为。
他们和内地的爱国者保持一致，每晚阅读《时报》（LeTemps），定期投票，但避免就重大公共问题发表意见。
①
布洛赫声情并茂地描述了他这一代人：
我们从上一场战争中重生，我们疲惫不堪，经过四年的斗争，四年的精神懈怠，我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归合适的职位，重拾我们扔在凳子上听任锈蚀的工具。
我们已然落后于我们的研究，所以我们不惜冒着消化不良的危险，狼吞虎咽……
我们许多人早有思想准备，意识到凡尔赛和鲁尔的外交策略实际是一道深渊，威胁着要将我们吞噬。
我们完全知晓其带来的两重后果，一是将我们和同盟者卷入其中，二是使我们重新回到与宿敌公开、血腥的争斗，而我们在不久之前，就在不久以前，才击败这个敌人……在一个贫困、人口相对稀少，仅能实现很小工业产能的法国，我们不会愚蠢到认为，他们设计出的这种政策是可取的。
②
自打布洛赫定居斯特拉斯堡以来，他很早便意识到了战后赔款问题的危险。
它使法国需要与雨果·斯廷内斯（HugoStinnes）等顽固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展开不平等的较量，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在选择货物、黄金还是一文不值的德国货币偿付一事上互不相让，同时也让美国疏远了此前的盟友。
但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区索赔时，布洛赫保持了中立态度。
私下里，布洛赫认为武力行为可能（确实）引起了德国的反击欲望，但他拒绝公开反对政府，或发表任何形式的支持言论。
不管是国家政治还是教育改革，他都反对让当地的退伍军人（Aants）组织牵涉其中。
①
矛盾的是，斯特拉斯堡大学活跃的知识氛围，反而增强了教授们远离党派立场的趋势。
十年来，饱经苦难的法国改变了政策，避免与之前的敌人或盟友正面冲突，转而发扬马其诺防线（MaginotLine）的防御策略。
斯特拉斯堡大学明哲保身，成为一个封闭、自足的专家机构，其后果之一便是公众对历史和广阔世界的无知。
布洛赫发现，英法两国统治阶级的教育程度如今不及德国，难以面对民主的各类挑战。
①
布洛赫之后解释说，在学生中存在着“一种宿命论”
，教授们则被禁止“采取个人行为”
，“我们习惯了在社会和自然中起强大作用的非个人因素。
海底潜流的牵引力如此普遍和强大，让人无法抗拒，在它面前，几个落水水手的挣扎又算得了什么?”
②
1940年，布洛赫愤然回首，分析法国陷落的原因，他指责学者应103该为此负责。
他相信在现代文明中，历史自我意识不断发展的一个有机环节便是“个体意识”
持续、有效地与“普遍意识”
互动：
个体若要对社会需求形成鲜明的看法，并广泛传播自己的观点，就要在普遍观念中加入一粒酵母。
如此，他为自己争取了一个机会，能在某一很小的层面上改进普遍观念，并最终对事件的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而这些事件归根结底都受人类心理的左右。
我们这些教授的真正问题在于，太沉浸于日常的工作。
我们大多能证明自己是勤恳的匠人，但我们能同样把自己称作合格的公民吗?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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