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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不是一般的“做学问”
，而是要经世致用。
离开问题的探讨和解决，理论研究也就成了无的之矢。
无论是领悟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还是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都应以提出问题、把握问题为前提。
正是问题的提出，展现了一个新的视域，使研究获得了新的生机、新的意义。
不断提出问题，不断进行新的探索，恰好是研究的动力和活力之所在。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32]
马克思实际上就是这样从事研究的。
凡是“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
[33]。
为此，真正要研究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问题就是那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34]。
正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不断解决过程中，一方面是世界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是哲学得到了解放和改造，这就是所谓的哲学的世界化同时也就是世界的哲学化。
[35]马克思从早期开始所确立的这种研究方式，贯穿于其一生的研究之中。
这种研究方式在西方哲学研究中也有一定的传统。
如苏格拉底就开了这种方法之先河，其“对话”
就是试图去清除蒙蔽而不制造真理。
后来的一些哲学发展曾经偏离了这一轨道，“体系哲学”
的盛行成了主流与时尚。
到了20世纪，这种状况开始得到扭转，一些哲学家重新关注这一方法。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等著作中，对什么是“值得追问的”
以及如何“把它作为问题制定下来”
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在“哲学追问”
上作了较大努力，认为“把自身生活和决定性的实施置于问题之中。
这是所有的和最彻底的澄清活动的基本概念”
[36]。
伽达默尔在其《真理与方法》中也强调了“问题”
在诠释学中的优先地位，把问题探索看作是“精神科学的逻辑”
，并具体探讨了提问的辩证法。
阿尔都塞更是明确提出了“理论总问题”
的研究范式，把它看作是思想逻辑中的支配性构架、哲学的产生方式。
这些思想家尽管思考的角度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出了问题研究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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