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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借助于任何形而上学就可以通过经验的事实确定，生产劳动对于人的存在具有本源性、奠基性的意义。
一旦把人的存在问题放在生产的基础上加以考察，把人的生存问题当作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来研究，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是首先应当加以关注的根本之点。
一旦“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
，就不可能达到即使是最初步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
[23]任何要想从人的生存活动中取消主体和客体关系的哲学企图都是不可思议的。
就人的存在或生存而言，既不能把这种关系归结为纯粹的主体活动，也不能归结为单纯的客体运动，而是主体对于客体、人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能动关系。
纯粹的主体和纯粹的客体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的产物，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是不存在的。
从这一点来说，笛卡儿以后的西方近代哲学把主体等同于纯粹的思维，把主体对客体的关系等同于单纯的认知关系，并且长期摇摆于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之间，始终不能正确解决人的认识活动的本源问题，其原因并不在于“存在的遗忘”
，不在于用对存在物的关注遮蔽了对存在的关注，而在于没有把人的认识活动置于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来研究。
须知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是决不能脱离人对自然界的实践关系孤立地加以思考的。
由此也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决不能像存在哲学所主张的那样，为了建立人的存在的哲学理论，必须取消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和矛盾，并且从根本上取消认识论。
正如上面已经阐明的，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的社会存在，永远不可能取消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使人返回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动物界。
在社会存在问题上，马克思决不是凭借哲学的洞见来寻找和发现能够从中演绎出整个社会生活的绝对和先验之物。
他的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人也都谈到实践——笔者注），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24]。
同时，对于物质实践，马克思也不像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那样，进行原子般的、取样式的个案分析，而是进行发生学的、全过程和多方位的历史性的研究。
他从最简单的生产劳动出发揭开了人对自然界的双重关系，即以物质能量交换为内容的实践关系和以信息交换为内容的理论关系。
生产劳动不仅创造着物质产品，同时也创造着精神产品，这两种产品从一开始就不仅具有生产者的个人特质，而且直接具有社会性。
正是这种社会有用性导致生产者各自以不同的产品参与社会内部的交换。
于是，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外，以劳动产品交换为内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随着生产的进步一同发展起来。
正如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实践和理论的二重性一样，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同样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内容。
如果说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首先制约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那么反过来，后者也这样那样地制约着前者。
在历史发展的总画面中，人们看到的是上述各种关系（因素）的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其中无论是单个的人的因素（主体）还是物的因素（客体），都不能孤立地起作用，就像单个原子不能在化学过程中显示其独特的作用一样。
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唯一能够加以确定的只是，承认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我以为，这个可以理解为马克思哲学关于社会存在问题的权威说明。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是对应于意识而言的，社会存在是对应于社会意识而言的。
由于生产和交换自始就具有社会性，因而人的意识从来也都是社会的产物，这就是说，是以社会生活为中介的，并且越到后来这种中介过程就越复杂，越是成为不可捉摸和无法穿透的。
正如马克思说过的，起初，意识还作为一种现存实践的意识，“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
，后来，它竟能够展开双翅“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
。
这就是说，意识开始“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
不过，“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25]。
颠倒了的社会关系必定产生错乱的社会意识，非理性的偶像崇拜和拜物教的根源就在于社会关系的非理性和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物化、异化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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