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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反常出现了，否定—批判侧度就存在于反常之中；一旦这种矛盾的冲突达到尖锐化程度，使交往实践新的力量挣破旧的交往规范，批判—否定的侧度就会转化为新的肯定—规范侧度。
这种转化，是一个整合、解构的双重化过程，全面建构新的交往场、交往形式和交往社会，历史就发展了。
任何交往实践，甚至包括个体交往实践，都或多或少地包括这两种侧度，而决不可能是单向度存在。
罗蒂认为只有否定—批判的交往才是真正的交往。
这是有失偏颇的。
总之，交往实践从实体结构到意义结构，然后在两者的统一中形成辩证结构，这是一个完整的统一，它在一切方面都构成了交往社会的基础。
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大写的逻辑”
，是普世性历史观的话语。
《政治经济学批判》所指明的“古代的、亚细亚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未来共产主义的”
社会形态，是一种历史统一的发展路径。
特别在资本全球化历程中，每个国家都不过是这一主轴上处于不同阶段的前后环节，而不是空间多元差异的社会存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的“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3]，使这一观念更为鲜明。
然而，在晚年，马克思从普世历史观的“抽象”
进一步上升到具体或特殊逻辑，使资本全球化世界历史演化图景变得复杂起来。
众所周知，晚年的马克思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者”
这一名称。
为了俄国革命的道路，他甚至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对立，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1877年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中，马克思明确无误地写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4]进而，他大声疾呼：不要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但是我要请他原谅。
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5]他主张“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6]。
对东方民族的历史革命道路的解答，使马克思更关注“世界历史”
图景中的多样化、差异性和更加复杂的交往实践关联。
这一转换，对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观即全球化观念的现实化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支点。
如果说，中年马克思运用交往实践观考察资本全球化的主要着力点在于西欧各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扩张中心）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规律，那么，晚年马克思则搁置《资本论》的写作而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一个“他者”
，即受资本全球化支配和影响的边缘化地区与民族（周围国家），特别是工业欠发达的东方民族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始终把握革命的全球性的两极效应，并在这两极中保持微妙的平衡。
[2]参见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7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1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同上书，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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