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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造成现有状况的责任主要应当归咎于我们自己，即在座的诸位。
什么人准能找到摆脱这种处境的有效途径，哪儿有这种保证？为什么不吸收新人，吸收青年参与此事？为什么我们一再重犯我们本想克服的老错误：还是仅限于我们内部讨论关于哲学与生活、与实践的联系问题，而不吸收真正的实践家和我们意欲与之加强联系的各门科学的代表人物，参加这场讨论？
现在谈谈问题的实质。
我想，这个“圆桌会议”
的基本任务是想说明，为什么我国最近几十年哲学思想的发展割断了哲学与生活的联系，怎样才能恢复、加强和发展这种联系。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细致而又深刻地分析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现象和问题。
尤其重要的是弄清哲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其中包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我们感兴趣的社会发展时期里所处的地位。
再就是必须弄清哲学家（整个知识界）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现阶段的社会状况的特点，弄清某些社会阶层在这个时期向哲学（亦如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发出社会“订货”
的特点，这些阶层不仅能够大大影响任何一个哲学家的状况（包括物质状况），而且可以左右他的整个命运。
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思考一个问题，即一般应怎样设想哲学与生活的联系，同时又要考虑到哲学和哲学研究的特点。
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不弄清这个问题，或是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犯很多错误，会严重影响哲学思想，使之脱离现实生活的要求。
例如，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哲学本身的特点，哲学不应依据对某些经验事实、对某些生活现象和事件的分析。
哲学家的任务似乎在于使自己永远停留在纯抽象议论和最一般的哲学抽象的范围内，即经常耽于空想，甚至不愿下到罪恶的尘世上来。
他们认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任何这样的尝试都是不体面的，会导致哲学研究丧失其特点。
他们还断言，哲学不同于其他一切科学学科，它完全允许进行模棱两可的和云山雾罩的议论，对哲学来说似乎越模糊越好。
我看，许多哲学家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到这种使哲学脱离生活的立场上了，不仅在学术著作里如此，而且口头讲话也是如此。
不过也会碰到另一种极端：人们出于巩固哲学与生活的联系这种十分美好的愿望，想从一般的和抽象的哲学议论转向分析十分具体的现象，以此取代哲学研究的对象本身，并开始在哲学范围内搞一些超出哲学职权范围的东西。
这类情况是众所周知的。
有人试图在哲学范围内并且用哲学方法解决遗传本性问题、物质结构问题……想想这些也就够了。
最后还有一种试图想把哲学和生活“拴在一起”
的做法，这就是以某些事实为例或引证某些生活现象和事件，来说明一般的哲学议论。
这种将哲学与生活拴在一起的做法，在从事唯物辩证法理论研究的哲学家中间特别流行。
所以，哲学与生活脱节不仅是许多社会因素自发作用的结果，也不仅是哲学家们不愿意或不善于将哲学与生活结合起来，而且也是由错误地理解哲学研究的特点和哲学与生活联系的特点所造成的。
如果我们真想解决哲学与生活脱节的问题，我们就必须抛弃上述错误观点，而最重要的则是明确哲学与生活的实际联系应当是怎样的，怎样理解哲学研究的对象，才能使这种联系得到保障。
我不想全面分析这个问题，只想强调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
第一，虽然哲学和哲学研究是很专的，但它们的特点绝不在于哲学家应当拒绝分析经验事实，而追求模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议论，等等。
哲学研究一如其他任何科学研究，需要分析和概括经验事实、生活现象和事件。
它要严格遵守研究工作的逻辑—方法论原则、概念和科学理论等。
因为哲学研究的特点恰恰在于，它首先要求人们有引进和评价概念、运用概念、进行理论研究等的深厚的专业本领。
如此就必须具备高度的逻辑—方法论修养，遗憾的是，很大一部分哲学家没有这种修养。
其表现是，在哲学研究过程中，人们通常并不遵守运用概念和构筑理论的那些起码的逻辑—方法论要求。
逻辑—方法论水平太低，这一点在哲学讨论中表现得也很明显。
近来常听人说，这些讨论往往带有烦琐性质。
为什么呢？这和什么有关？我看，这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由于参加讨论的人的逻辑—方法论修养水平太低造成的。
我可举出很多例子来证明，在哲学讨论过程中往往很难分清所讨论的问题的内容方面和术语方面。
在评价某一概念时，往往只局限于分析该概念本身，而不考虑引进和运用该概念的那个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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