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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这样做我们甚至无法确定就该概念进行争论的各方分歧的性质——是纯术语性质的分歧还是内容上的分歧。
所有这些都会导致哲学讨论（即使讨论展开了，也往往会归结为就某些词语进行争论）成为纯经院式的、脱离生活和实践要求的讨论。
第二，哲学家们与生活和与实践的实际要求的联系，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提出和试图解决的问题的性质。
我想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研究辩证法理论的哲学家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争论，什么是发展和变化，什么是质和量以及它们之间有何联系，等等。
但他们通常根本不去分析能使这些东西得到充分描绘的那些认识活动的手段、方法和形式。
然而，这样做，这样选择使哲学家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不可能克服唯物辩证法理论研究脱离生活的缺点的，因为在现实的科学研究实践中，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还不是何为发展（联系、质等）这个问题，而是如何研究这些东西，借助于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才能使之得到充分的描绘。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
为使哲学研究面向实践，面向现实生活的需要，就要弄清激发哲学家在这方面下工夫的社会机制。
哲学之所以脱离生活，主要是由于这种机制没能发挥作用。
如果谈到国家的哲学机构，那么它们所干的多半是为了窒息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和提出尖锐问题的愿望。
在社会组织范围内也没有理顺上述社会机制。
当然，早在1972年就成立了苏联哲学协会，从原则上讲，它本应千方百计地发挥哲学家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督促他们提出和解决重大的实际问题。
但是哲学协会却无法完成这项任务。
应当说，它连这样做的可能性都很小。
因为它没有出版权，也没有自己的哲学杂志……
苏联哲学协会六次会议（1987年1月）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我们希望哲学协会真正能够使哲学面向生活，面向实践的需要。
（吴铮译）
C.T.卡尔塔赫强（莫斯科大学哲学博士、教授）：只有在列宁主义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新思维
从个人迷信时期开始，以革命方式结束严重偏离列宁主义道路的现象，已成必然之势。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为这一运动奠定了基础，然而这次大会却未能克服保守势力的影响，以致这种势力助长了首先是经济领域里的阻塞机制的形成和消极现象的发展。
产生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官僚制度得以发展和巩固。
显而易见，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了。
为了克服我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停滞现象，苏共中央确立了彻底改革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方针。
对于改革的适当的理论保障，在多数情况下是在实现改革的进程中直接加以确定的。
从理论上认识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内部与外部条件和制定完善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科学依据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辩证法是分析和概括新现象以及作出实践结论的工具。
然而，重要的是应当指出，不能将列宁主义仅仅归结为方法。
我们的任务就是更全面地运用列宁的一切理论遗产：他的思想、他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和原理，当然也包括在艰难的前进道路上认识和概括新现象的列宁主义方法，并使这些理论遗产发挥作用。
我们应该立足于：既是方法、同时又是理论的列宁主义辩证法揭示了帝国主义和由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的新时代的客观实质。
这个时代在继续，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阶段也在继续。
在我们这个转折时期，要求对世界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乃至战略作出修正，这既没有改变运动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列主义及其哲学的性质。
由于近来在对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性与全人类性的相互关系学说的理解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因此不得不论及这个问题。
全人类性的优先地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来说始终是绝对的，他们将其毕生的革命活动献给了全人类的而不仅是无产阶级的解放。
他们之所以把工人阶级看成是争取这种解放的斗争的领导者，是因为它是唯一的、没有狭隘阶级利益与个人利益，并能通过解放全人类来把自己从一切压迫下解放出来的阶级。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指出全人类性先于阶级性时始终强调指出，若不依靠其利益与全人类进步的利益相吻合的这样一个阶级，那就根本不可能解决实质性的全人类问题。
在我们的报刊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在解决全人类问题时企图避开阶级观点，并将这种观点说成是教条主义和老一套的庸俗社会学观点，这不仅是拙劣的，而且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通过求助于最新形式的寻神说和造神说，乃至和平主义来寻求挽救人类的方法是天真幼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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