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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通过强调善心、良心等而不为争取其物质基础——人们之间和人民之间关系中的社会公正而斗争，这种尝试也将是徒劳的。
如果说过去过分重视辩证法核心中对立面的斗争，而几乎未考虑统一世界的相互联系，那么只单方面强调统一，而忽视其中的对抗阶级力量和对立社会世界的对抗也是错误的。
世界上不存在能够立即“取消”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力量，也不能不重视阶级和阶级斗争，否则就会像鸵鸟一样，把头藏起来，而不敢面对令人不快的现实。
我们必须把世界看成是它所具有的那种样子，而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那种样子。
只有清醒地估计到正在起作用的阶级力量的全部复杂性，才能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政策。
在这样的政策中不需要耍弄鬼把戏和玩弄权术，也不能掩盖阶级力量的对抗性、民族解放运动的规律以及进步力量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等。
列宁的政策始终考虑到了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中的现实的力量和可能性，因此，这种政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公开的、实在的和明了的。
在列宁的政策中也有妥协，但这种政策始终拒绝修改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
目前，由于某些人试图将新思维与列宁的思维对立起来，因此必须强调指出，新思维只有在列宁思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发展。
改革应当囊括我国生活和活动的一切领域，然而，例如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革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本身。
列宁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需要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但并不是改造。
党在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哲学家、经济学家及其他社会科学家脱离生活的做法，作了公正的批评，我们必须从这种批评中作出最深刻的总结。
与此同时，为了发扬公正、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有必要指出，即使那些忠实地完成自己职责的社会科学家也远离了生活，在他们的著作和讲课中所被迫写的和讲的主要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而是那些适合马列主义理论的东西。
结果，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实践与科学理论的脱节所造成的错误，不仅给社会科学家的威信，而且给马列主义科学本身的威信带来了严重损失。
目前的任务是：更彻底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一边，使社会主义同他们经过检验的学说相一致起来（当然还要创造性地发展它），而不是用过时的、与新现象似乎不相符的东西去描述社会主义。
1986年12月10日，《共青团真理报》的“对话”
栏就文化与宗教的相互关系问题收到了一千多封回信，其中不少信件证实：许多苏联人的世界观有严重的问题。
其中甚至还有表示抗议的人：“你们为什么还要引证马克思和列宁的话呢？他们是过去的人，写的是过去的事。”
在其他出版物中也出现过严重的世界观的混乱。
例如，努伊金在《新寻神说与旧教条》一文中，宣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理论和无神论是一种教条主义，证明寻神论的正确并特别强调小说《断头台》产生的“强烈的世界末日论的反响”
[2]。
A.努伊金完成了一篇“创新的”
、“反教条主义的”
宏论，文章说：“人们显然要再一次经历探寻、审查、怀疑和争论这一整个过程，人类在讨论下述两个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个过程：有没有上帝，如果上帝不存在是否还需要它？”
[3]
有时人们试图以文艺作品的特殊性为借口拒绝对艺术活动中出现的世界观的混乱进行批评。
旧的东西善于伪装成新的东西，而恶则伪装成善，这一点从以下方面可以看得更清楚：在我国，民族主义一开始是适应社会主义的，而后来它又使社会主义适应于自己。
在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当然不是整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表现，但它们并不是发生在荒无人烟的地区，也不是出于误会，事件的发生是一切不良现象的集中反映，近年来这种不良现象不仅在哈萨克斯坦，而且在全国都大量存在。
所有这一切就是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现象，哲学家没有权利不去发现它们。
如果有谁还仅仅用认识论问题将哲学领域封闭起来，那么他将为哲学与生活的脱节负主要责任。
考虑到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状况极其复杂，因此马列主义哲学应当同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展开不妥协的斗争。
同时，对于迫使哲学参加以反对新教条的教条主义为借口的斗争的企图应保持警惕。
不能不看到在我国改革的“衷心拥护者”
和国外对社会主义抱敌意思想的人中间，存在着妄图从内部蜕变社会主义的人。
他们的愿望同20世纪20年代初路标转换派分子的幻想十分相似，路标转换派分子希望看到我们滑进“通常的资产阶级泥潭，在那里共产主义的旗子将伴随着各种闲言碎语摇摇晃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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