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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仅仅是人的本质，而不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即本质与存在的统一）。
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我们的哲学中才开始出现新的课题，即对人、人的活动、文化、精神生活的价值、人文科学开展初步研究。
这些研究尽管受到囿于教条主义方式思考问题的哲学家的强烈抵制，但它却体现了我们社会对于哲学思想新取向的业已成熟的要求。
但是，在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时，某些权威哲学家至今仍然心有余悸，令人不解的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把这种人学与人本主义哲学混为一谈。
而另一些人则把这种价值哲学等同于心灵学，因为他们把价值与真理混为一谈。
第三种观点认为，“文化”
概念是唯心主义的范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哲学知识进行根本改革的历史必要性应使这种知识得到重新建构，也即使哲学转向人文课题。
我的意思不是指用某些新问题来简单地“补充”
旧有的问题，而是要把“人与世界”
的问题放到哲学的最中心的位置上。
这意味着不仅应就自然界的规律本身去看待自然规律，还应从自然界与人的联系方面去看待自然规律；不应把社会发展仅仅看成是自然历史过程，还应从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的相互关系方面去看待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才不致消融在物理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理论思考之中，它面向人本身，帮助人思考其自身的存在和活动，意识到自己生命活动的价值取向，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即最终帮助每个求助于它的人意识到自己是有充分价值的主体，而不是客观地展开的社会过程的“齿轮和螺丝钉”
。
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使主客体关系问题本身超出直至今天还把它纯粹归结为认识论领域问题这一界限，使之显示自己的全部丰富内容。
黑格尔关于在人类意识活动中反映与创造相统一的思想，在我们的某些哲学家看来是唯心主义的，但是，恰恰只有这一思想，才能全面地理解主客体的关系。
承认和探讨作为活动主体的人的真正作用，使我们的哲学能够揭示主客体的关系即人与人（个人、社会集团、阶级、民族以及作为其体现的文化）之间交往关系的真正意义。
要知道，人的活动总是主体间性的，也即建立在不同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
用C.Л.鲁宾施坦的一句精辟格言来说，个人甚至也是一种“主体的共和国”
，他的意识是一种内心的对话，或者说是“自我交流”
。
因此，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人的因素”
的思想，我们的哲学应当阐明人多方面地表现出来的主体能动性的真实意义。
这意味着我们的哲学应当回答所有有关所谓存在的问题——人的个体性的本质，精神个性的内容及其与世界、社会、自然界和与自身（作为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设计、自我交流的统一体）的关系。
同时还应当回答生与死的问题，以及可能以人的精神永生来“扬弃”
其肉体的死亡——这乃是文化（它把人类创造的对象化成果永恒化）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
因此，只要我们的哲学还没有提出和研究这些问题，它就拿不出任何东西来与宗教意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家的存在主义哲学或人格主义哲学相抗衡。
我们的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学习哲学都抱着冷漠应付的态度，因为他们从哲学中找不到能够帮助年轻人思考自身，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思考自己存在和活动的意义、自己的价值系统、与他人交往的意义、创造和自我教育的作用的东西。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就在于高等学校的教程、教本乃至近年出版的多卷本辩证法著作，对于我们哲学的内容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的水平。
然而，今天必须彻底改变哲学参与我国困难重重的实际事务的方法，而要做到这一点，哲学必须首先对那些以释放“人的因素”
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为目的而采取的步骤进行理论的论证。
对哲学进行这种人文改革，将使它最终成为对人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方面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正是基于对这种研究的必要性的认识，前不久科学院主席团建立了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委员会。
但是，只有当关于人的哲学学说能够成为把各门“相关”
科学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的情况下，这种研究才可能是有效的。
（黄裕生摘译泽林校）
A.M.科瓦廖夫（哲学博士、教授、莫斯科大学科学共产主义部主任）：改革条件下的哲学研究
请允许我就这里讨论的三个主要问题，即哲学的状况、哲学状况需要改革的原因和改革的途径、在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哲学如何完善，谈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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