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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过程中，在评价近年来哲学的状况与发展方面，有两种极端意见，一者带有过分虚无主义的成分，另一者则带有过分乐观主义的成分。
我认为，以往只用玫瑰色描绘一切是不正确的，然而现在如果把以往的活动和哲学的发展一笔抹煞，同样也是不正确的。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指出：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观念停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现在已经相当陈旧了。
我认为这一评价也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造成哲学领域目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种意见认为，哲学本身、哲学干部及其浓厚的教条主义和烦琐哲学等应对此负责。
但是原因当然并不仅仅在哲学自身之中。
社会科学中已经形成的那种不利于进行创造性探索的形势也是必须加以注意的。
一种观点只要与众所周知的观点稍有不同，往往就被看成是背离马列主义原则。
我就此有亲身体会。
因此要想发展社会科学，首先必须为它创造一个能够进行创造性探索和开展不同学术派别竞赛的环境。
此外就是要对我们的方法论原则进行一定的改革。
在现时条件下，某些方法论问题已经与社会发展新过程及具体科学的成果发生矛盾，因而其自身需要得到创造性的发展。
有一个原理是大家公认的，即尽管原理的形式正在发生变化，然而其原则却是不可更改的。
然而不能不看到，即使原则也可能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具体知识的积累而发生改变和得到完善。
随着客观现实的变化，个别原理自然也将得到发展，然后其整个方法论基础也将得到发展（否则便不足以包容和说明新的社会过程），这是不言而喻的。
应当说，迄今为止，马克思关于在共产主义中人将变成社会发展的目的本身、关于发展人性的全部丰富性是新制度发展的目的的论断，仍然没能被社会科学充分地加以利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对社会科学来说，人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被看成是发展生产的手段，而不是把生产看成是发展人的个性的手段。
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研究交换价值而不研究使用价值，它变成一门关于物质财富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人的生产关系和关于人是社会主要财富的科学。
因此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存在着对社会的社会领域不予重视的毛病，而且至今把人的因素仍看成是应促使人更好和更自觉地工作的一种东西。
所有这些情况派生出我们的理论与生活、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世界发展过程的一系列矛盾。
第一，用生产和生产关系起决定性作用来说明一切现象的想法与实际过程（这些过程是整个物质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相矛盾。
第二，只分析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即社会领域）与更广阔的社会发展过程相矛盾。
正是由于把全部社会生活只理解为社会领域和无视其自然基础，才发生了以往那种贬斥遗传学、控制论、分子生物学的做法，因为这些学科“无法被包括到”
我们那种只涉及社会现象的方法论范围中去。
第三，我们理论的方法论基础过分狭窄（认为外在条件与内在条件相比，外在条件起决定性作用；贬低人的因素，认为“生产对人起强制作用”
）与现实的实际过程相矛盾。
因为理论想要说明的那些实际过程不仅受生产的制约，而且更受人本身及其固有的深层规律的制约。
不久前曾经泛滥一时的有关我国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第四，我们整个理论的原理（我们把它们归诸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与现实、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相矛盾。
理论是一套，而生活中发生的是另一套，这种情况绝非偶然。
理论著作并不总是考虑到：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它有各种各样的领域和与其水平相应的种种规律性，目前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分析的只是其物质生产领域；应当站得更高并分析蕴含在人的因素本身之中的那些更为深层的东西（其中凝聚着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普遍基础）。
现在这种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共产主义，其所研究的只是对社会过程起决定作用的一种类型的因素（即社会条件）。
这种观点的最扭曲的表现形式可以在李森科那里找到。
李森科写道：“在我们苏联，人不是天然生成的。
天然生成的只是机体。
在我们这里，人是被塑造成拖拉机手、摩托车手、院士、学者等的。
而这与基因及其反动的遗传理论这类意识形态鬼话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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