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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大外在条件的作用必然导致如下结果：社会规律被理解为与人无关而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或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那样起作用的东西。
事实上，社会规律是人们自身活动和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们为处在特定发展条件下的人自己所固有。
正因为这样，这些规律才具有自己具体的表现形式。
这里可以把人的个性作为例子。
个性，作为社会条件的产物，应当与决定着它的那些条件相符合和相适应。
然而个性不仅应与决定它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相适应，还应同作为其基础本身的那种自然内容相适应。
而且，人的个性特征（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与自然成分（内在内容）越是相适应，人本身就越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反过来说也一样。
恩格斯提出过一个原理：社会秩序是由两种类型的生产决定的，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一是人本身的生产。
从这个原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即社会条件并不是万能的，它们由社会现象的更深刻的内在决定因素（从社会结构的自然成分来看）联结在一起并受它们的制约。
在研究社会过程方面存在着的重大缺点是对地理环境、对社会过程产生的影响重视不够。
这样说并不是指要否定物质生产方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要用地理因素来取代它。
大家知道，自然界是社会产生的基础。
因此自然环境如果发生根本变化就势必导致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而有些变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则引起较小的变化。
正如历史经验表明的，地理环境不仅对社会发展速度（加快或延缓）产生影响，而且对这种发展的性质也产生影响。
在分析社会过程方面存在的形而上学态度并没有得到彻底克服。
其结果是，往往脱离人口过程来考察物质生产方式，脱离地理环境来考察生产方式和人口过程。
不仅如此，不久前在谈到人口和地理环境时，较多关注的是它们的消极方面，而不关注它们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物质生产方式、人口和地理环境各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规律性，它们同时又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因此要服从于该整体的规律。
在社会学著作中，学者的注意力大多放在分析个别社会形态上，而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撇在一边。
由于一系列情况所致，迄今分析的对象与其说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如说是某个具体物质生产方式的规律。
然而如果由此而得出结论说，社会这种东西本身、社会作为一种整体是不存在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目前，在具体社会形态已经得到一些研究之后，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即也要研究社会这种东西本身及其最一般的原则和规律性。
就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看来有必要在保持其内容的情况下创造新形式的唯物主义。
就政治经济学来说，正如经济学家们自己指出的，最迫切的任务是研究作为社会主要财富的人，不仅分析交换价值，而且也要分析使用价值。
B.И.申卡鲁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乌克兰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哲学·变革·政治
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强调指出，我们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中遇到了阻塞机制。
我（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确信，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也有阻塞机制。
为了消除这些机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弄清楚这些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最大的阻塞机制存在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领域中。
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的所有政治方针都是以哲学为依据的。
我国在完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那时，政治问题的解决就是建立在对现实实践进行深刻哲学思考的基础上的。
但是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论证政治原则和政治决议成了哲学的主要任务，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解决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方式，即把哲学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尽管看上去是高高在上的奴仆，然而终究只是奴仆。
这就是我们哲学发展的阻塞机制。
至于克服这种阻塞机制，改革哲学对政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超越那些已通过的政治决议，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并在这种概括的基础上采取比先前的决议前进一步的其他决议。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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