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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现在就不应当按照“苏共二十七大关于……”
这样的模式来确定我们的研究课题和拟定将来的理论研究，而应着眼于下届代表大会，对二十七大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已经产生的、正在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问题给予深刻分析，也就是说，今天就应当提出和研究二十八大将在政治决议中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现在谈谈我们工作中的其他缺点。
首先是极其肤浅地描述社会主义的真实发展，不愿意或者不善于研究它的本质的内在的矛盾。
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的这一或那一外部表现和特点，往往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与此相适应则把外部矛盾看成是内在矛盾。
这样一来，克服我国特有的，由我国历史、社会阶级结构和民族结构的特点引起的那些具体历史矛盾的任务，便被看作是这样一种任务，即解决这些任务就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
比如，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制之间的矛盾便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矛盾，因此，克服这一矛盾便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
而实际上这一矛盾仅仅是一种特殊矛盾，而非社会主义的本质矛盾。
（黄裕生摘译泽林校）
Л.Я.斯莫梁科夫（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关于知识分子在当前哲学改造中的社会作用问题
我欣赏A.И.乌约莫夫的讽刺说法：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神化了，就像信徒把经文神化一样。
我要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大批目空一切的“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
。
马克思曾指出，尽管第一个思想家是神甫，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思想家都应成为神甫。
我们这里的某些哲学家就不能摆脱这种神甫职能吗？！
诚然，他们不像神甫那样，他们服务的是另一个上帝。
这里我们应记起耶稣的话：“并非所有称我为天父的人都能进天堂。”
我们对哲学与生活联系问题的关注，来源于这样一个认识：哲学不应把社会只看成是认识的客体。
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自己的使命来说应当随时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并成为其基础、结果和内在需要。
B.C.谢苗诺夫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没有独立的哲学思维便不可能有精神进步，同样也不可能有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
他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希望，即使哲学家的意见能够成为苏联现实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而理论能够同实践、哲学能够同生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然而这里的主要困难在于：要想实现哲学与实践的结合，就不能只是哲学走向实践，实践也要走向哲学。
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思想即“使哲学世俗化和使世界哲学化”
的必要条件。
不过我们不知道现在大多数“实践家”
是否愿意使自己的活动“哲学化”
，能够从更广阔的角度、从哲学立场、从全民利益和人道主义立场来看待自己的作为。
出路不在于“实践家”
把哲学家当成自己的顾问，这当然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而在于实践家自己成为哲学家即成为辩证思维的人。
思维辩证化既是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条件，又是哲学的任务（即使人们的实践活动辩证化）。
形成辩证思维是哲学和全部社会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功能。
不难理解，意识到这一点远比实现这一点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至今还没能制定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全部丰富内容转换成实践指南的可行机制，我们还没能把这一丰富内容变成个人的财富。
（泽林摘译）
Л.H.米特罗欣（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哲学专业修养有待提高
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才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另一种需要，即对现实进行批判性的分析，挣脱对此显然不感兴趣的人士设下的种种清规戒律。
哲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社会责任今天大大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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