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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吗？这是不折不扣地把别人的劳动和财富据为己有。
财富是别人创造的，投机家们把它们据为己有，这意味着存在对抗性矛盾，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虽然有些话是党说过的，但我们真的还要一再重复我们这里存在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理论吗？按照该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只可能存在非对抗性矛盾。
如果党是在60年前讲这些话的，我们难道只应重复已说过的东西吗？抑或生活正迫使我们看到另一种东西？我们对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条件所作的分析是否正确，这一点应该弄清楚。
否认对抗性矛盾存在的可能性，甚至使我们自愿放弃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手段。
我们目前正在建立一些与资本家合营的企业，难道由于是与我们合营，资本家就会舍弃利润来建立这些企业吗？难道资本家会剥削我们的劳动力但却不获取价值吗？这里真的没有问题吗？难道在我们这个早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出现问题吗？我们哲学家应该准备去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极端的措施。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必需的技术设备、学习有效的管理等，我们不得不花钱应付资本家，允许他们剥削一部分工人。
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不幸。
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剥削，不是对抗性矛盾吗？我认为，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的教条主义分子是企图解除我们的武装，使我们无力分析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
最后，我还想再说几句。
苏共二十大的经验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会不会出现倒退的运动？我觉得这是第三个问题。
我们应该分析哪些社会势力阻止了苏联社会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复兴？哪些势力妨碍了二十大提出的那些思想的实现？这些势力不会阻止今天的改革，不想把现在的发展拉向后退吗？必须把这些势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想干什么，目的何在，为达到目的他们正在做什么。
（张凡琪译）
Л.П.布耶娃（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部主任）：哲学的人道化
杂志就哲学界一些尖锐而亟待解决的问题组织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都同哲学在我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哲学与生活及以后发展的前景的联系方式有关。
我支持杂志在组织讨论时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
社会哲学在注释和宣传经典命题的框子里待得太久了，恭维和适应现有存在形式的倾向在哲学家本人身上发展得太厉害了。
现实社会过程一年比一年尖锐，而哲学提出和分析问题的水平却明显地跟不上，这是哲学发展中的怪事。
的确，近年来社会的精神生活活跃起来了，人们道出了不少有趣的思想，提出了许多问题，然而这些思想和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理论形式，也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证。
假如我们陷入“钟摆式的心理”
，从不久前对我国哲学较之过去和以后的所有各种哲学的优点、成就的盲目赞美，走到另一个极端——同样盲目的自我菲薄——也是错误的。
应该说我们的哲学著作已指出了重建和净化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指出了理想和现实、言语和实际、决策和决策的实现之间积累起来的矛盾，以及重建哲学自身的需要。
但是，人们提出问题时的尖锐程度和不妥协性往往与已成熟了的现实矛盾的尖锐程度不相适应。
由于最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内心的书刊检查官”
，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哲学思维之中。
我常常回想起在改革前几年和一位作家兼批评家的谈话，以及这位作家兼批评家对哲学家的严厉指责。
我们当时谈到了理想和不断衰落的追求理想的力量。
我的这位论敌并不反对理想的科学可证性，他说：“我或许可以同意这些理想的实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逻辑必然性。
但我不愿意在这个被哲学家们如此抽象而无个性地描述的社会中生活，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太单调、太乏味了。”
不管这些责备是多么逆耳，其中确实包含着很多真理的成分。
我们那些往往没有经验材料支持的抽象逻辑公式，实际上脱离了丰富多彩、充满矛盾的生活。
因此，我们实质上使社会丧失了发展的源泉，更不用说个性了。
对统一的这种理解实质上排除了存在和发展的多样性，然而这种理解竟成了一个教条，阻滞思想发展的机制就是由这样一些教条构成的。
这再一次证明，哲学思维不仅已开始失去自己的解释性，而且开始失去自己的建设性和现实的价值取向。
而没有这一切，哲学很难在科学思维的范围内立足，也很难成为对现实起作用的世界观取向。
现在确实出版了不少这样的著作，这些著作简直就像穆斯林在表明自己“无限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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