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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发的誓语。
意识到社会哲学思维发展中的危机状况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对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哲学摆脱各种教条主义和看风使舵的恶习是完全必要的。
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苏联哲学发展中的理论财富，以便确定需要“抛弃哪些遗物”
，把哪些遗产发扬光大。
近年来哲学文献的数量急剧增长，但文献的数量与其质量、信息量却明显地不相称。
连哲学家自己都说：“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写，但没有一个人在读。”
克服这种状况对于哲学认识自身是很重要的。
尽管几乎三分之一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被打入了“亡灵册”
，我们仍然远远没有脚踏实地地和批判地思考苏联哲学发展所走过的实际道路。
在此应该指出，我们对“人的因素”
在哲学自身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和对该因素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一样地不符合实际。
结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所有的外国哲学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但对苏联哲学却不能这么说。
假如封面上不署作者的名字，那么我们的许多著作由于被引文和别人的智慧围得风雨不透，根本看不出谁是作者。
这实在令人惊异，但我国哲学的这个“顽症”
甚至还得到表彰，因为作者“一字不差地”
报告和宣传了经典作家的思想，没有丝毫的“自作主张”
。
个性和鲜明的个体性由此而在哲学著作（谢天谢地，还不是所有的哲学著作！
）中销声匿迹了。
哲学自身发展中的“人的因素”
获得了抽象而无个性的特征，在社会哲学中尤其如此，因为在社会哲学领域犯错误或“堕入”
某种“主义”
的危险比哲学的其他领域大得多。
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的“大脑”
多年来已经从哲学科学最尖锐热烈的地段“流失”
到了最抽象、最远离当代事件的领域。
多年来我们没有苏联哲学文选，出版人物传记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应该为谁“作传”
，根据什么原则评价“贡献”
，这不是偶然的。
人们通常只注重官衔或“学衔”
，但它们并非总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成就和哲学研究中人的因素。
在社会问题领域，教条主义、怯于思考、唯官是从、照本宣科以及“无限的热情和乐观主义”
，已经成为哲学思维发展中极其明显的趋势。
如果再加上哲学家们自己对哲学思考的理解，那么哲学政论、时论、对现实事件的思考以及哲学对话等销声匿迹的原因也就清楚了。
在哲学家自己的理解中，哲学思考不必以经验材料为依据，也不以同现实及对现实的思索的直接沟通为最重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源泉，在他们看来，哲学思考只需与哲学史或诸种具体科学的“思维材料”
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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