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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哲学中教条主义势力与反教条主义势力的力量对比，从理论上说可能不利于教条主义。
但是应当明确承认：即使有过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停滞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是悄悄进行的，往往是难于觉察的，但它却耗掉了一些正直哲学家的许多精力和健康，某些人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以后的一些年代，我国哲学中从未消失的好斗的教条主义者，还从许多党的领导人那里得到直接的支持。
一些既不具备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责任心的教条主义者，却因此而被任命为哲学所和社会学所的领导。
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些他们怀疑为不忠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具有反教条主义情绪的人赶出哲学所和社会学所。
指望哲学中的和哲学以外的教条主义者自己会改变方针，那是幼稚的。
指望他们会自愿放弃他们还掌握的特权和地位，也是幼稚的。
教条主义者仍然在企图躲过改革时期，可能的话则从其中捞点油水。
最主要的是，他们想等到于己有利的时机的到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使他们的愿望得逞。
（泽林摘译）
В.Г.布罗夫（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主任研究员）：应当客观地反映苏联哲学史
在苏联哲学史中还有一些“空白点”
，例如斯大林和布哈林。
实际上我们已经根本不讨论“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样的题目了。
然而这个题目是需要进行科学地研究的。
为了对比我要告诉大家，1982年中国出版了介绍斯大林哲学观点的文集，而且很快还要出一本类似的书。
再比如布哈林。
他的所有著作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给予否定，他的所有观点也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
应当有客观的历史主义态度，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的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外促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通俗知识的传播。
为什么不出版奥伊泽尔曼关于20世纪40～60年代发生的辩论和争论的回忆录呢？
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史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淡态度。
П.B.柯普宁和З.B.伊里因科夫在社会主义各国闻名遐迩，但多年来在我国却没有一篇文章在杂志上介绍这两位大学者在苏联哲学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如何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遗产问题。
我还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武汉大学和那里的哲学家们进行的一次谈话。
一位交谈者拿来一张纸，上面写的是：“马克思、恩斯格、列宁是人，不是神。”
我想，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不是一天到晚总是回顾经典作家的话。
然而，今天仍然有人试图将经典作家的话奉为圣经。
不久前在一份中央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它的作者大言不惭地证明，说列宁差不多已经“洞察”
到了今天的改革。
从列宁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辩证法的论述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不可能存在“绝对的”
、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每个历史形式都是相对真理，它包含绝对真理的成分，但不能归结为绝对真理。
然而不久前，多少有点不符合流行观点的思想，还被宣布为“背离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放弃社会主义原则”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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