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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若不然，他们怎能想出斯大林热月政变，20世纪20年代末发动反革命政变这种目前很时髦的观点？还有什么，1917年十月革命开创的历史和形成的意识形态在1929年戛然而止，后来这些年的“大转折”
乃是向革命前俄国的倒退。
我个人感到，编造目前颇为流行的神话，例如斯大林“左”
倾主义的跃进（其中包括集体化），起源于农民阶级，这恰恰是为了回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受挫的理论原因问题，回避党内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对斯大林主义应负的责任问题。
目前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改革条件下的今天，反而比前不久更难以使马克思主义摆脱某些典型的、19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谬见了。
几年前，当我们论及完全取消农村个体小生产、变农民为农业工人的观点和建立大农业工厂的观点是出于马克思的著作时，按当时的认识，我们还有理由拿所有这些预言性观点同实践这些观点获得的成果对照一下，甚至有理由思考一下，这些观点在将来能否实际应用。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反对拿社会主义理论同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对照，然而这些疑义始终不具有原则性质，因此一般都被轻易驳倒了。
譬如，一些哲学家说，现在似乎还不到批判地思考《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确立了完全以全民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无商品、无市场的纯社会主义观）的时候。
这些哲学家断言，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这首先因为，马克思的理论预先考虑到了比始于我国十月革命的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更长远的阶段。
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对照看成是一种重要的论据——用来反对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景，贬低马克思主义业已显示出来的实践意义的论据。
诚然，我们已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不完备，并非包罗万象。
只有将来可能获得的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历史经验，才有可能把一切说得一清二楚。
但至少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即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经验与将来可能获得的经验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它已经有了，现在就存在着；而将来的经验不过是原则上的可能性，有待获得理论论证。
今天的经验，在科学性方面当然具有无法比拟的说服力；较之将来的经验，它更能说明各种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在科学争鸣中，希望毕竟不是论据。
总体说来，几年前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对照，被认为是通常的、必要的做法。
而现在，假若相信目前批判性政论作品的论断，那我们就失去了从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的角度出发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权利。
例如，假若我们同意哲学家И.克利亚姆金的观点——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既与马克思的又与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毫不相干；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乃是性格易变的宗法制农民被激发的意志的产物——那么，我们简直没有任何权利拿科学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对比了。
看来，这一禁忌不仅是针对我国的，而且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那里的社会主义也是按照斯大林的新社会模式构建的）的。
经济和政治结构（是从苏联移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土壤之中的）更新的过程方兴未艾。
此外，也有几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还抱着一种看法：从基本原则上说，社会主义的命令模式，生产资料的全盘公有化，最充分地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
应该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其思想基础相悖的严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与20世纪的革命工人运动毫无关系，它未必仍能变成现实。
因为，假如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直接继承人的共产党人，尚且不善于合理地运用它，那么，21世纪的共产党人就更不可能在150年前产生的思想的基础上，搞他们自己的实践了。
科学社会主义脱离现实社会主义时，总是悬在半空的，它顶多像耶稣在山中的说教一样，占据着下知几百年、纵览各民族的规范理论地位。
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坚决反对把他们的学说解释成这类神启和对未来的预卜。
当然，若把斯大林连同他的政治实践、社会主义观点，完全从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抹掉，该有多好。
把斯大林战胜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里的全部对手，比作拿破仑的热月政变，把他的胜利想象成反革命政变，想象成对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想的彻底背叛，多么痛快淋漓。
只要赞同这种令人神往的观点，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于是斯大林受到谴责，对理想的信念得以保全，理论的“纯洁性”
得到恢复，等等。
就人情而言，接受这种观点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难以接受的是，与我们的全部生活密不可分的运动受挫的原因在于该运动本身，在于它的自身失误和错误。
人们宁愿相信，在所有方面罪在敌人，罪在某些外部的偶然情况。
正是这种心理上的自我保护，还在20世纪20年代就养成了动辄追究“敌人”
和“暗中破坏者”
的习惯。
我想，正是我们政治思维的这种传统，才给了我们一个“热月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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