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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H.涅姆佐娃，这位经历过斯大林集中营之苦的党内老战士，在答《星火》画报记者问时想让我们相信，1937年至1938年的大镇压，是潜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的白匪和宪兵策划的。
记者A.拉泽布尼科夫则宣传另一种观点，说是斯大林本来就是沙皇暗探局的奸细和坐探。
A.布登科写道：“很难让人相信，个人崇拜时期的政治制度，连同该制度的大镇压、反人道主义和技治主义立场，还是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的政治统治。
说工人阶级的政权完全能干出这些事，这是一种诬蔑。
不如这样认为更正确：斯大林及其亲信篡夺了阶级统治权，全面地歪曲、改变了工人阶级政权，重演了背叛工人、农民和职员利益的波拿巴故伎。”
把斯大林主义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分开，倒也痛快。
但总不能不考虑到，如此一分开会导致什么。
此外，总得从实际的历史事实出发吧。
必须看到，热月政变的假设，一下子就会大大冲淡对所有其他可能的原因的兴趣，确切地说，冲淡对斯大林主义的前提条件，首先是其理论前提的兴趣。
因为，我们越是对这个“革命事业的叛徒”
的劣迹感到气愤，就越疏于思考革命本身、革命的内在客观矛盾、“左”
倾激进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关于革命暴力的辩证法，等等。
大部分论述斯大林主义的著述者（B.谢柳宁、萨拉斯基娜也许不在此列），都不愿看到这些棘手的、我国革命中完全被忘却了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的。
已故的Ю.特里福诺夫在《老人》一文中已开始论述这一命题，遗憾的是这种论述并没有继续下去。
革命辩证法、社会知识在历史进程中的体现、集中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辩证法，也就是我们于1917年开创的事业的深刻矛盾，终究没有成为深入探讨和认真研究的课题。
由此而造成我国当前思想界的一桩怪事。
批评禁区的缩小，并未导致哲学思维开放区的明显扩大。
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线，绝大部分写20世纪30年代的作家、社会学家、政治评论家都无法逾越这条线。
这条无形的线恰恰横在这一时期悲剧层出不穷、我国革命受挫的次要原因与其主要原因（对此我们尚未开始认真思考）中间。
迄今为止，对最为复杂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主要还是点状研究。
譬如，总是不能把1929年的选择，把当时工业化规模和方法的选择，同俄国发展的主要选择，同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
很少有人把集体农庄制思想同与之同源的余粮征集制思想，同战时共产主义的实践和思想观念联系起来。
我们已从实践方面阐述了斯大林的全部失误和严重错误，说出了他的全部罪行，说明了他的政治冒险主义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怎样的危害。
但对于完全不属于他个人责任的失误和错误，对于革命工人运动的悲剧和迷误，对于时代的迷误，我们却缄口不语。
揭露斯大林迫害所有其他大革命家的罪行，仅此一点当然不能把我们引向通往真理之路。
从一方面说，总是偏重于揭露，我们会失去历史具体性，看不到真理。
但从另一方面说，也没有任何理由把斯大林主义的形成（20世纪30年代）从我国革命的一般发展逻辑中一笔勾销，而且更没有理由把1937年和1929年割裂开来。
不知何故，我们的政论家忘了，斯大林不仅是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巩固了个人专权。
须知，他还改造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按照理论规划建设了社会主义，试图尽快地使俄国走向1917年10月开创的共产主义。
我们何必欺骗自己，把斯大林及其事业神话化呢？无论是他还是他的活动，都是他上台前早已开始了的革命运动的产物。
先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因此，我们应该拿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同斯大林本人关于集体化社会的见解进行对比，然后再拿他已完成的事业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对比。
一座刚刚建成的大厦出现了裂缝，一个办事认真的调查组应当怎样做？先从哪里着手？当然先从大厦设计图的技术鉴定开始。
只有当肯定总规划中无一纰漏之后，再去检查施工质量、建材质量和建筑人员的技术水平。
列宁分析1921年初席卷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原因时，正是这样做的。
他没有因为农民想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支配自己的收获物而指责他们。
他没有因为工人想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而责备他们，列宁思考了把国家引向危机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战略的根源和哲学依据。
他承认，仅凭热情和觉悟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是错误的，生产和生活共产主义化的思想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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