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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1929年大灾难和其后20世纪30年代大悲剧的政论家和社会学家是怎样想和怎样做的呢？他们来了个本末倒置。
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问题，只存在坏干部问题——对交给他们的工作，似乎是不想干而且也干不了。
这种治学态度恐怕称不上是认真负责的。
当然，为我们俄罗斯的启示录——20世纪30年代的悲剧而痛心和愤慨，是正当的。
我们自然不应忘记，一百年前，我们还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几十年来，奴性在民族心理上还占着上风，甚至至今我们还未彻底摆脱它。
今天，还有不少人害怕言论自由和独立思考。
但既然我们确信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第一选择，既然我们希望改造我国社会，既然我们向往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在研究过去的时候，恐怕还得从起因开始，从言论、规划和我国的理论原理开始。
因为社会主义恰恰是历史上唯一以理论规划为基础、有意识地建设的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正确性，人们对主要事物、对自己生活中所遵循的东西进行思考的能力和愿望，就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决定性意义，甚至是决定一切的意义。
不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剖析，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对理论规划的了解，就其意义来说，简直不能与例如对20世纪20年代末工人、农民在党内的百分比的了解，或对大转折前夕有多少无马户农民的了解相提并论。
我们的政论家不惜笔墨大写俄国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事业中如何不肯努力，却没有一句话能唤起读者对“原始规划”
这一词汇的兴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从这一角度出发阅读了O.拉齐斯、约宁等人的文章，他们的文章有不少有趣的观点，同时也有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佐证。
然而他们只字未提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和原始规划，未提社会主义蜕变的理论原因。
其实作者们明白，评价任何事物，都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也不在于无关宏旨的哲学机敏和哲学论辩。
问题在于那些用以武装执政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决定亿万人民生活和命运的思想。
为社会主义大厦设计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
当然，预测未来，尤其是预先拟定社会主义大厦的规划，免不了要犯些错误。
理论家一向只能确切地知道已有的东西，就是说他只能与不完全的知识打交道。
他无从知道人类将来可能会有的经验。
但同时，他又必须推断未来，必须意识到生活中尚未完全表现出来的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结果。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缺乏必要的完整知识的情况下，仍要超脱已有的和现有的事物，描绘生活，驾驭生活，拟定未来的蓝图。
可是，正如我国革命所证实的那样，事件往往猝然发生。
当人们尚未确切地了解应如何按新方式生活，应向何处去、如何去的时候，“不能再按旧方式生活”
的局面，往往已先期形成了。
正当列宁写道必须开始行动的时候，那里已可见到始料不及的现象了。
的确，列宁从不讳言，我们不得不“首先在1917年10月投入了真正的战斗”
，只是后来才“看到了象布列斯特和约或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样的发展中的细节（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细节）。
现在已经毫无疑问，我们基本上是胜利了”
[3]。
看来，当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并实际投身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我们大概也仅仅是考虑了一下如何避免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错误，如何纠正我们对未来的认识使之更可靠，如何发现新的“发展”
。
现在就出现了这种绝无仅有的情况，大家都要求和期待着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新见解，开展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争论。
放弃了昔日只宣传成绩的文过饰非的做法，不仅使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大厦框架的所有基本结构，而且使我们有可能看到其通过斗争建造的社会主义基础部位。
现在已经看清了：其结构的缺陷不仅在于斯大林偏离了社会主义的原始蓝图（毋宁说斯大林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歪曲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的目的和意义），而且还在于理论观点脱离生活，不能充分地预见未来。
譬如，现在已无人反对批判20世纪30年代所搞的畸形的、兵营式的和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了。
但这种批判总是尽力回避我国兵营生活的结构原因，而且偏离了中心问题：在取消商品、取消市场的基础上，还能建设非兵营式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吗？
无论是对于思考未来的人来说，还是对于想搞清过去的人来说，这的确是个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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