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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在所有国家里，只要反对市场、反对商品货币关系，必然会导致独裁主义，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加强行政体制，强化官僚机构。
这是为什么呢？
马克思并没有遇到这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不存在提出这一问题的有关的历史经验。
列宁临终时觉察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愿按这个思路思考这个难题呢？为什么不遗余力地死钻那些虽说重要但仍属局部性的问题（例如谴责官僚及其特权）呢？为什么实际上离开了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原理和社会主义观念的问题呢？
对于批判斯大林强制建立集体农庄政策的政论作品来说，这种观念思维的缺陷尤为突出。
有几位作者（Я.什梅廖夫和B.巴什马奇尼科夫除外）在《十月》杂志上著文，谈及这个问题时，不自觉地造成一种错觉，即一切都属于两难推理：要么以突击的方式，要么以非突击的方式建立集体农庄。
据说，倘若斯大林听了恩格斯的话，让农民私有者有可能“操心自己的一小块土地”
，那我国的命运就会大不相同了。
但现在，从我国及外国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革的全部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两难推理法不能反映问题的实质。
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并在1988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开始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些问题。
用不着以什么观点（为了纠偏，就该回到恩格斯就集体化农业所描绘的图景）聊以**。
现在促使我们接近真理和生活真谛的问题的本质，完全在于：是否应该一无例外地在农业部门追求生产合作化？把农民变成在一个大国有农场中按计划耕作的工人，是否真的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把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家庭结为统一整体的农民生产组织，是否真的符合时代要求？国营农业生产组织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科学论证？土地国有化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要的？
除集体化问题外，还有几十个其他的“难题”
，这些难题虽然是在斯大林时代的认识进程中产生的，但与斯大林本人并无直接的关系。
下面我们仅举其中几例，让读者自己更加确切地认识这一禁区：不知何故，无论是我国的科学界，还是我们的政论作品，都极力找借口回避这个禁区。
当所有社会成员都按照无产阶级国家的雇佣制干活，没有独立的、不依附他人的生活来源的时候，个性自由和民主能有可靠的保证吗？当人们坚信社会化的和集体化的农业劳动在经济上是必要的时候，能避免对农民阶级施行强制吗？革命先锋队的思想能通向社会平等的新形式吗？把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的“纯粹”
的、直接的形式，能带来比“不纯的”
、间接的形式更高的效率吗？20世纪人类发展的经验，能为维护以前的信念（相信有可能完全克服世界观的多元论，克服宗教意识，克服多极性）提供论据吗？有必要竭力消除组织和推动人类生活的一切传统机制（包括我们称为“宗法制”
的机制）吗？
当然，这是些很复杂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找到答案。
但我们又无权拖到将来再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无权让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继续蒙受损失，无权让我们后代的利益为了保全加米涅夫关于工人阶级“不可能犯错误”
的奇谈怪论而继续蒙受损失。
我们现在常说，历史不允许我们拖拖拉拉地纠正错误；在这种情势下，我们何不鼓足勇气，尽量揭露主要的错误，说出主要的真理呢？
我想，向主要真理迈进，必须从判定现已不足为奇的和众所周知的真实情况入手。
真实情况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斯大林的思维还是他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有代表性的。
至少，我们应像30年前苏共二十大以后那样，鼓足勇气，认真研究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政治经济实践基础的哲学社会观点和刻板的思维公式。
让我们进一步综合考察一下我们社会思维和政治思维的弊病。
不知为什么，现在就连说明如下一点都很困难：作为个人的斯大林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环境中，尽其能力和修养领会经典作家的理论遗产，总体说来，他的著作和讲话始终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真理的范围。
何时、怎样和为什么能够篡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存在着被人篡改的前提条件呢？
就斯大林是小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就其宗法制的认识根源写几篇文章，当然要比给自己提出并解答一大堆难题来得容易。
但现在要回避这些难题已经不可能了，十月革命领袖们的著作刚刚为广大读者所理解的时候，这些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当时很快就暴露出，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造终极目标的理解，不但与党的其他领袖（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毫无二致，而且与他的死敌，机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考茨基一般无二。
后者虽然坚决反对斯大林搞强制集体化，但同样是相信取消商品、取消市场的，即如他所认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是可能的。
他在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走投无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书中写道：“社会主义化标志着，企业今后不应像资本家掌握的企业一样，成为利润的来源，而应成为可以更充分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提高工人福利的武器。
企业经营的结果不再是满足资本家，但它必须满足消费者和工人。”
试拿考茨基的上述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断与斯大林在其《论苏联农业政策问题》（1929）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中就这一命题所写的东西比较一下，你们就会相信，两位作者依据的是同一个关于未来制度终极目的的观点；在最主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之间并无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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