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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着考茨基论集体化生产目的的词句。
正如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跟在斯大林后面所重复的那样，这一目的的本质在于以最新技术为基础，通过不断提高和改进社会主义生产，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全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无独有偶，考茨基关于工人与资本家不同，工人可以满足于最低利润或根本不关心利润的推测，同样被斯大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
尤其是在集体化阶段（当时的经济效益因农业社会化而每况愈下），斯大林更加强调这个“规律”
。
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领域举世公认的权威，托洛茨基的支持者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也说，社会主义可以长期满足于最低利润。
他坚持说：“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但在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则不惜以最大的亏损来追求产品的最大数量。”
假若再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著作，那么大家会发现，其实斯大林在许多地方都在拾人牙慧，甚至他的加速工业化的思想也来自普氏。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及其首要任务的见解，在本质上不可能有别于当时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所理解和考虑的东西，因为这些见解依据的是相同的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
波兰著名哲学家、波兰工人运动的老战士A.沙夫前不久在答克拉科夫《大厦》杂志记者问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这一点。
这位学者认为，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斯大林成为俄国独裁者之前早就表现出来了。
它存在于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见解中：“人思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应该思考什么。”
——沙夫这样确切地表达了这个见解。
沙夫说，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奇在他闻名于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最充分、最准确地道出了斯大林主义的这一哲学实质。
沙夫补充说，在这里，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知道人应该思考什么，只有党才了解马克思主义真理，这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把科学认识“人应该思考什么”
与日常认识“人思考什么”
割裂开来，把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世界观”
同农民群众的落后世界观对立起来，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各种各样的滥用职权和镇压活动。
一切取决于社会的法制水平，取决于能影响事件进程的人的道德和精神的成熟程度。
但一些人自以为比别人更了解真理，知道他人不知道的东西，这种信念本身，特别是在非常的政治条件下，就可能成为替所有暴力作辩解的根源。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夸大了理论认识和革命先锋队的意识的同时，竟不由自主地把革命领袖统治人民的权力抬高到难以想象的高度，抬高了那些以历史规律的名义行事的人。
由于对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名义所做的一切都不能批评，因此，哪里出现了不符合对未来的理论预见的情况和出现了对政治随意性的危险，哪里的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的危险便会增大。
确实像沙夫所说的那样，斯大林这个人颇为狡诈，他从来不像卢卡奇那样公开地说出自己的“金科玉律”
。
“除去阶级斗争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激化这一论断外，他所写的东西从不与马列主义相悖。”
社会主义国家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这样认为。
许多听过斯大林讲话和仍然记得斯大林时代的人，也都这样认为。
至少，他们谁也不会同意把1929年“斯大林的伟大转折”
与科西嘉伟人的热月政变相提并论。
1937年被镇压的乌克兰共产党著名活动家B.П.扎东斯基之子、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Д.В.扎东斯基写道：“拿破仑迫使法国人接受的，是第一任执政官，然后是皇帝，这与启蒙派想象的理性王国毫无相似之处。
而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塞给我们的东西，初看起来，简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计草图的复制品。
尤其是这些确实仅仅是设计草图这一点，更搅乱了局面。
甚至列宁都认为，共同的社会主义理论观点自然是有的，但要在一个单独的，而且像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至于斯大林，扎东斯基写道：“他努力保证字面上不出差错。”
他熟悉自己的事业。
关于党是圣剑骑士团的说法，把普通人的作用贬低为“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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