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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关于阶级斗争将随社会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尖锐的观点——也许这就是斯大林对马列主义精神的所有明显的理论偏离。
人们在列举斯大林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修正时，经常遇到的，充其量不过是这些寥寥无几的实例。
很难证明1929年以后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在斯大林手中只剩下“空泛辞藻”
和“理论外壳”
了。
总之，把斯大林思想和观点的观念意义同其政治经济内容割裂开来是不可能的。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这些或那些思想的哲学内容和社会经济内容，都从本质上决定着实现这些思想的形式，最主要的是决定这些思想能够存在和再生产的精神气候和社会心理道德环境。
斯大林过于坚信存在着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性，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很快崩溃，坚信经典著作中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理论预见的全部规定都能实现。
斯大林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极其藐视基督教的一切道德价值。
斯大林是私有制不共戴天的死敌。
恰恰在如何看待宗教、私有制和农民方面，俄国传统的保守主义与我们现代的、反改革的保守主义（不赞成彻底的经济改革和公开性）之间有着根本区别。
因此，那些认为斯大林主义是俄国宗法制传统复兴的人，未必是正确的。
俄国宗法制保守主义自有其过，但它并没有我们那些死背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人那种顽固的念头，想再来一次尝试——把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折腾一遍，然后按照乌托邦的欧文公社原则安排生活。
这仍然是一种保守主义——永远处在破坏、折腾和摧毁的状态。
我们当代的保守主义维护的是特殊的静止状态，它竭力保持摧毁合作社、家庭劳动和市场这一昔日总方针的稳定性。
它也渴望不断的动**，然而这种动**要能使它保住支配他人生活和思想的权力。
当前局势的全部复杂性在于，在我们的保守主义者的著作和口号中，很难找到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些习以为常、老生常谈的见解，乃至不符合马克思原文的情况。
斯大林的著作和口号也全然如此，他也倾向于完全赞同经典作家，每当他偏离原理的时候，必定解释一下缘故。
譬如，斯大林清楚地记得恩格斯说过，共产党人应站在小农方面，并“给他们尽量多的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
他在《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引用了恩格斯的《德法农民问题》一文中的这句话。
但与此同时，他又武断地认为，俄国与欧洲各国不同，用不着等待，因为农民无须“考虑考虑”
——俄国共产党人遇到的，是全然不同的农民。
斯大林论证加速集体化的论据，恰好非常接近现在某些政论家的论据：论证俄国宗法制农民必定能“安于”
集体农庄。
斯大林以平素那种浮夸的言辞问道：“怎样解释恩格斯的这种初看起来似乎过分慎重的态度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然后自己回答：“显然，他的出发点是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农民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农民）很难离开它。
西方的农民就是这样。
……能不能说在我们苏联也有同样的情况呢？不，不能这样说。
之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不存在把农民束缚在他们的个体经济上的土地私有制。
之所以不能这样说，是因为我国实行了使个体农民易于转上集体制轨道的土地国有化。”
[4]
在提倡讲实话的今天，我们起码应该承认，正是农村生活愚昧落后，社会主义与小土地生产（即在自己一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格格不入的论断，被斯大林用来论证集体化的正确性。
假若他无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作剥夺农民的挡箭牌，恐怕他也得不到党内的支持。
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斯大林把马克思关于农民阶级是新资产阶级的解释，当作他论联共（布）党内右倾的基础。
研究20世纪30年代实践的学说根源和理论根源，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我国发生的事件，而且可以为我们检验马克思主义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条件。
理论只有具备符合实践、符合其应用结果的能力时，它才是有活力的。
为了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检验，理论应该用历史实践这面镜子照照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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