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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正如充满矛盾冲突的我国历史教给我们的那样，援引马克思语录，甚至引得无懈可击，也并非始终都是足够的和全面的论据。
我们不可忘记，斯大林也像托洛茨基那样，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之中得出了自己的见解的：必须彻底取消小商品生产、个体劳动和单干。
我们有权，而且应该问问自己：马克思的理论中哪些经证明是正确的，哪些是我们要继续遵循的？马克思的学说中哪些仅仅对于当时即19世纪来说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
我们不应害怕这些问题，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给我们这些共产主义接班人留下的遗训，就是要我们这样正确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他们认为自己是学者，仅此而已，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变成了下知几百年的预言家。
他们自己则认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与当代社会不同的观点，“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
[5]。
在养成合理地怀疑，其中包括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的习惯以前，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奴性”
。
我想，这里用不着玩弄术语就能解释清楚：怀疑本身并不等于否定，这是自然的；但怀疑却可以揭露错误（如果它存在的话），进而避免其可能造成的惨痛后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犯错误，也是合乎情理的问题。
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像所有真正的革命家一样，也有过偏颇，甚至是严重的偏颇。
例如，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恩格斯关于父母可放弃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的观点，关于解散家庭、取消遗产的观点，关于未来社会既无人力车夫又无建筑师的观点！
无疑，也有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忠于它们仍然是我们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
应该恪守并全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人道主义，它相信工人阶级、每个人和人类的创造力，它相信人是理智生物、能够成为自由人的观点。
今天，我们非常需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需要它机敏的灵活性，它具体地、历史地进行思维的艺术，它对现实采取的批判态度。
然而我们难以苟同的是：社会主义真理早经发现，社会主义的蓝图早经画出；说什么没必要“第二次发现新大陆”
，所缺的只是虔诚、认真地建好经典作家已深思熟虑过的东西。
可以肯定，这种观点根本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科学地、负责任地对待我国的前途了。
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不可能到了20世纪末仍然绝对不变。
实际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被当作“忠于马克思主义”
的东西，往往是奴隶主义，也可能是传统惰性的当代表现。
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不得不提醒俄国读者，说他是学者，不是预言家，他从未向自己提出给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寻求历史日程的任务。
他坚持说，构想未来和不可更改地宣告当代的现成答案——这不是我们的事。
现在，却要勉强坚持既缺乏坚实的基础，地位又发生动摇的信念，这是幼稚的表现，是精神和智能不成熟的表现。
相信、幻想和义愤当然要比判断、怀疑和分析省力，而丢掉教条主义的幻想要比改变这种幻想造成的思维方式更容易。
至于人们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或生活幸福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教条，我就无须再说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现在必须认真地、公开地检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学说，关于理论预见与其实施结果相互关系的学说。
这不仅对于摆脱所有长期阻碍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说，而且对于改善党内、社会内的精神状况，激发人们对待理论的积极态度，摆脱标语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促进独立思考的兴趣来说，都是重要的。
在斯大林问题上讲明真相，应相应地唤起我们自我反思的兴趣。
要知道，假若我们最初的思维结构也和斯大林一样，起源于同一些基础性的真理，那么，我们也免不了从悬崖跌入暴力和罪恶（像地下革命家科巴[6]所干的一样）的深渊。
谁也无法使我相信，此人刚一降生，就注定将是人类史上的最大恶人。
历史学家M.格弗杰尔在一篇文章中告诫人们：“不要因为自己在精神上接近斯大林而感到惶恐，应该看到这种接近，把这理解为是为了克服自身的斯大林的东西。”
我想，他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就可能‘无意地’变成危险人物，变成对自己、也许对他人都构成危险的人物”
。
因为对往事不加沉思，会使许多最坏的偏见复苏，会产生奴性和不折不扣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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