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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闭塞历史意识涉足政治之路。
我想，这不是多余的担心。
社会科学家疏于评价其思想的道德内容和社会政治效果。
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进入社会科学殿堂以前，先得把灵魂典给魔鬼，休问善恶。
直至今日，许多人还确信，挚爱历史规律要胜过热爱生身母亲，而历史规律与善是不能并存的。
甚至在我国由改革哲学所造就的新型历史政论作品中，这种动因仍是顽固的。
令正常人感到震惊的是，对他人、对陌路人的生死仍未克服的冷漠态度，至今还在使我们靠近斯大林。
《新世界》的某些作者证实说，在俄国，没有“绞肉机”
就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和技术进步，因此应该珍惜和理解这部“绞肉机”
史。
他们要让社会舆论相信，20世纪30年代初的集体化和人的大量死亡，是对农民缺乏理智和“好吃懒做”
的惩罚。
在另一家大型刊物中，有人试图证明，党内知识分子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不曾有过镇压，有的只不过是报应。
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规律都被斯大林的（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的）宿命论理解为无法战胜的力量和难逃的劫数。
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都坚决认定，阶级立场与道德立场无论怎样都是水火难容的。
有一些阶级和社会集团只是值得赞许的，有一些阶级是无权做人的。
但今天，机械地重复基础性的真理能有多大用处？这类研究能否推动思想前进和我国社会前进，并有助于克服由来已久的蜕变？喋喋不休地论证农民阶级的政治缺陷和社会缺陷，谈论党发生了小资产阶级蜕化，唠叨宗法制农民的“左”
倾冒险主义，这有什么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
还有，最主要的是，即使同意他们关于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的观点，就能克服斯大林主义吗？同意了这一点，继而就得承认，斯大林极力要把这个似乎阻碍俄国建设新社会的阶级从地球上清除掉的做法是对的。
如果说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全部灾难都来源于农民，来源于农村思维和风俗的话，那么就应一走到底——根除自身的“乡下佬”
残余，彻底打破农民习俗，完成变农民为农业工人的事业，建设大粮食工厂的事业。
平心而论，在分析“左”
倾主义如何危害我国革命这类复杂现象时，类似的偏见和片面性都无济于事。
譬如，假若O.拉齐斯能从其产业工人阶级具有绝对的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现实主义的论断出发，引出对离开农村者的全部政治责难的话，那么，H.安德烈耶娃[8]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世界观根源出发，对知识分子（如对俄国自由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后代）产生恶感呢？M.格弗杰尔是正确的：斯大林连同他关于阶级立场的生硬概念并没有死，还活在我们中间。
当我们继续机械地重复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真理的东西的时候，竟懒得思考一下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真理的现有经验。
或许因为这点，我们才不愿意深入理解斯大林问题的实质，怕看见自己的真相；怕知道，如果我们不能放弃昔日思想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最近已有数百名文化和科学工作者，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安德烈耶娃的信，不赞成她的反改革宣言。
但请注意，大家批判的都是她的政治观点，谁都没有严肃地论及这些观点的世界观根源，没有论及她所使用的阶级斗争、阶级立场等概念。
须知，她没有说出一点新东西，她只是向社会重提了几十年间深深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哲学真理和政治真理。
问题在于我国传统的对立，即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明天利益与今天和昨天的利益、有意识的要求与自发的要求、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和宗教思维、集体因素与个人因素、政治立场与道德意识和经济意识、人类道德与阶级道德之对立。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教条主义者历来把产业工人阶级及其核心的社会政治美德，同其他所有非无产阶级，首先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缺点对立起来。
只要赞同哪怕一条斯大林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教条，你就会失掉为争取改革而斗争的阵地，任何一个改革的敌人都会把你逼到一个角落，把你打倒在地。
斯大林时代的教条要求一定要“抛弃”
资产阶级文化，简直无法理解，拥护改革的人会接受这种教条。
持这种态度，怎能找到论据来维护人民和个人掌握全部民族文化的权利？又怎能反驳有人提出的这种观点——仅仅运用“无产阶级这半边的”
文化，就能造就精神充实的、善于思考的个性？
假若死抓住旧观点——似乎存在着这样的阶级和人，他们不能以自己的智慧理解自身的真正利益，必须使劲拖着他们奔向幸福——那么就不可能建设法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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