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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若死抱着过去对手工匠人的歧见，用小资产阶级如何可怕来恫吓社会，拒不放弃关于有可能创造出“纯”
无产阶级文化的信念，那么，就不可能在国内恢复服务领域，恢复正常而适宜的生活习俗。
假若同意抛弃过去文化的主张，那么就不可能保障创作自由、争鸣自由和思想自由，保证知识分子免遭安德烈耶娃一类“批评家”
的攻击。
总之，如果我们还保留原来的观念，即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旧事物人类才有幸福，恐怕一件好事也办不成。
法治国家同样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遗产，信仰自由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
如果说文化就是素养，即抑制人的兽性和破坏力量的机制，那么，人类就需要有统一和强大的文化，切不可削弱这种文化。
假如我们还像过去一样坚持认为，阶级道德高于全人类道德，农民阶级自身找不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不知道自己应如何工作，不晓得对它来说什么好、什么坏；假如我们仍然认为，我们不需要市场，认为贸易和企业家的活动必然导致人格退化和无人性，那么，我们不必自找麻烦了，不如索性与安德烈耶娃沆瀣一气，重新回到不久前的过去去。
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如果细想一下，斯大林主义的绝大多数批评者并没有同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在主要方面划清界限。
社会思维的最初模型是一样的，都是依据相同的图纸构筑的。
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其反对者，都把社会主义运动想象成一个从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身上摘除异己部分的过程。
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还是其批评者都认为，社会主义是要消除以前的多种社会经济形式，首先是消灭小农生产；没有强迫命令，不使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受中央统辖，就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划性；为了抵御小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就只能采取使社会无产阶级化的做法；要使社会主义起步，必须“抛弃”
资产阶级文化；灌输无神论会带来无可争议的益处。
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们既然把这些奉为公理，也就不可能和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们划清思想界限了，因此也就不能在关于国家未来的争论中采取积极进取的立场。
能否容忍这种事态呢？
今天，即在现实社会主义史的第八个十年里，假如我们怕麻烦而不对斯大林所遵循的那些原则进行批判分析，那我们简直无权评判他的作为；如果我们忽略斯大林主义，即斯大林分子的思想底蕴，那我们就无权仅仅谴责斯大林分子及其罪行。
不然，事情就会成为从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立场去批判20世纪30年代，这是拉我们向后退，即退到列宁逝世后为夺权而斗争的所有党的领袖人物都有的那些关于社会主义任务的狭隘观念上去。
所有这些领袖人物，也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患有庸俗的社会学不通症。
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看成是一部简单机器的运转，过高估计了技术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因素。
他们把社会进步看成是形式愈来愈整齐划一、在经济上及在人类存在本身之中彻底排除自发因素的结果。
简言之，他们大家，即所有这些首领们（大概只有Н.И.布哈林除外），都患有对人类生活的丰富和复杂性估计不足的毛病。
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并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对生活进行革命性革新所带来的全部后果。
例如，很少有人认真思索，使所有同他们那些革命者想法不同的人都不能过积极的公民生活，特别是使革命前的知识分子不能从事专业劳动，会导致什么结果。
醉心于夺权斗争的革命领袖们，特别是在列宁死后，通常都看不到让经济服从政治、让干部问题服从阶级原则有何消极后果。
他们也看不到，党的机构独揽大权，即他们所追求的独裁造成的一切可能的后果。
至于过高估计用禁止的方式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作用，以及普遍流行的蔑视法律及法文化传统的做法，就更不用说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一个对宗教在人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用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排挤宗教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可能性和方法抱有最庸俗、最简单观点的时代。
十分明显，除了在粉碎以前的生活形式、生产原则和生产结构的快慢问题（今天斯大林派和反斯大林派正在争论这个问题）之外，还存在“抛弃”
资本主义遗产的某些方面的合理性问题，改造旧社会的界限问题以及一个人接受这些或那些新事物的基本可能性问题。
要知道，如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的观念是错误的、过高的、与维持社会生活的规律矛盾的，那么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速度和方法的争论就是毫无意义的。
不论是采取突击的办法，还是喜欢用长期包围的办法以求解决不现实的问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不论采取哪种方法去追求不可能的东西、与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矛盾的和与人的本性相悖的东西，都会导致白白浪费力量、能量、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导致无谓的牺牲。
看来，突击的方法毕竟还好些，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立即表明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任务不能提出来。
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们通常并不去分析作为该主义之起点的那些公理，也不从今天经验的高度去看待它们。
结果就使那个时代的许多幻想得到了巩固，仿佛不使斯大林主义得逞、抵御滑向领袖暴政和疯狂的民族自裁的危险等，并不是那么复杂似的。
好像不必对内战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造，也不必恢复法治国家，而只需扩大中央里的工人名额，小心保护党的老近卫军，就足以制止上述一切问题的发生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我国革命前的社会思想都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某些教条，更有助于我们严肃地思考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本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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