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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一大堆奇谈怪论中看到的是我们民族意识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老毛病，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过分的狂妄自大。
不单要赶上其他民族，不单是他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而且要为人之所不能为，为人之所不敢为。
这种意识很容易被人操纵。
这种人被沽名钓誉的思想迷住了心窍，总想令世界大吃一惊，想教会人类怎样真正地生活，即按计划工作和生活；这种人从不怀疑自己，而是坚信“全世界都在撒谎，只有他们在讲真理”
（果戈理语），他们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深渊。
对这些人的确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可以让他们自相残杀。
所以，对于欧洲的关于纯粹的人和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说，没有比这更肥沃的扎根土壤了，因为我们正急切地想使世界震惊，想充当追求永远摆脱地狱之苦的其他民族的首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摧毁农民私有者、破坏土地上的传统家庭劳动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尝试，能比1918年夏秋之间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在党内赢得更多的支持的原因。
大概，新经济政策及其喂饱了的城市、司空见惯的俄国市场繁荣及其有条不紊的生活和政治上的安定，已经不能满足体味到历史节日的快感的人们那种虚荣心了。
因为在新的社会主义生活中，酷似旧东西的地方太多了，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
看来，获得土地的农民吃饱肚子并能安心劳动，并不能补偿国内战争的震**和极大的牺牲。
至于平等带来的种种好处，人们对此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就像他们习惯于没有可恶的沙皇一样。
推翻专制制度，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政治自由和政权，这的确是伟大的事业，但不知为什么很快就黯然失色了。
人们在向往另一次意义更加重大的事业。
从这位路标转换派分子的角度来看，革命后俄国人民实际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悲境地：或者向未来突飞猛进，以证明自己伟大；或者承受可怕罪孽的恶果。
“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遭到今年这个灾年的无数牺牲之后不能以其代价换取伟大的、能抵偿一切的成果，那他们得受什么样的苦啊？以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道德力量，承受自责和其他民族的责难的重负？他们是否能继续头脑清醒地生活，意识到自己不是酒鬼和狂人而是罪犯、恶棍和白痴？因为他们破坏了一切而又无以补偿，绝无补偿！”
——1921年，克留奇尼科夫问道。
他自己回答说：“不，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已别无选择：或者我们大家，所有的俄国人都成为罪人；或者我们干一件伟大的事业。
假如我们仅仅玷污和毒害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以使其故态复萌，或是只为得到一丁点儿新东西，那我们就是罪人。
如果因我们的牺牲而使革命之神得胜，我们就是伟大的。”
可是，如果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个远离革命的人，有如此强烈的渴求奇迹和希望“闯进未来”
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那些名副其实地为革命流过血，为能生活在独一无二的社会而流过血的人，想创造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的心情又当如何！
试想，要用另一次跃进引诱这些人，打着使其永远不再有任何牺牲的旗号劝说他们作出新的牺牲，该是何等容易。
关于伟大事业的思想，使我们的民族意识如醉如痴，为此我们确实可以无所不为。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危险的与其说是轻率地诉诸暴力的态度——这早晚是可以克服的，不如说是相信未来的牢固程度取决于破坏力的大小，否则光靠巨大的牺牲则成不了任何大事这样一种虚假的信念。
有时人们甚至觉得，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贵的不是本身具有重要性的东西，而是需要作出重大牺牲的东西。
这个旧框框妨碍我们清醒地评价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许多人发自内心地慨叹：既然为集体化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怎么能说它不好呢？在对如何通向伟业之途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在俄国的职业革命家和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之间，同样很难找到本质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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