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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所谓的陈规旧俗，即如果不每日每时都为用以糊口的面包、栖身之所和孩子的温饱操心，那也就没有生活了。
我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所谓对小市民的仇恨，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智慧和追求真理与正义的意志。
当然，在个别的和具体的场合，这种仇恨能抵御“肮脏的环境”
，以求洁身自好。
但是，这种仇恨基本上是肯定了一种幻想，即可以建设一种没有陈规旧俗、没有这些无聊的琐事、没有讨厌的做人的责任的生活；可以不理会所谓的“粗俗的生存力量”
而去干事情；可以一劳永逸地从生活中排除“物质利益”
和自私自利之心。
顺便说说，我们的“左”
派反对派就都是靠这种幻想过日子的。
正像今天的某些作者批评经济改革用生活的稳定和富足引诱人走上邪路一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攻击新经济政策是“小市民苟且偷安的表现”
。
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们俄国整部历史的荒诞之处就在于，同专制制度所作的斗争和革命事业的英雄们所受的苦难，非但无助于克服老爷和贵族对日常琐事的鄙视态度，反而使这种缺乏现实感、缺乏与人类生存的具体内容的牢固联系的情况加剧了。
在抨击小市民习气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精神流毒及其消费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就间接地为我们不善于工作、不会做买卖、不会组织合理的日常生活以达到富足和幸福，作了辩解。
同所谓资产阶级思维中的原始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正好帮助我们为我们传统上的不擅算计、分析和预见作了开脱。
而我们的许多美好的创举，恰恰就是在超革命意识借以将未来和现在分开的深渊里被葬送了。
我国知识分子的极端主义是万恶之源。
当代研究俄国革命意识特点的哲学家Э.巴塔洛夫认为，这种自鸣得意的心理、对未来的空想、几乎完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和获得了社会创造的无限自由的感觉、对自身力量和社会现实的和谐所作的过高评价，都产生于革命胜利的过程本身之中。
大概这种状况通常是真实的。
不过，我国毕竟有许多革命者是例外。
将未来神化，主张极端主义，曾经是我国革命的和信仰无神论的知识分子的宗教。
列宁曾经讽刺地说，在从理论上论证和实行“任何最伟大的世界土地革命”
的问题上，俄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惊人的“胆量”
。
最后，在我看来，Ф.Б.沙里亚宾以一个旁观者从国外所作的观察，最为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革命意识的弱点。
他写道：“我还不至于如此盲目和偏颇，以致看不到，布尔什维克运动最深刻的基础是力图在更公正（正像列宁和他的其他一些战友认为的那样）的基础上实际改造生活……不幸的是，我们俄国的建设者们无论如何也不愿降低自己的身份，按照理智的、符合人性的计划去设计一座普通的、给人住的大厦，而一定要建造一座‘通天宝塔’——巴比伦塔！
……他们不会满足于像一个人上班和下班回家那样用普普通通的、正常的步伐安详地走路，他们一定要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冲向未来……‘我们将摒弃旧世界’——于是今天就得一点不留地彻底铲除旧世界。
主要的是，我们俄国的聪明人无所不晓，令人吃惊。
他们知道如何将一个驼背的鞋匠变成贝尔维德尔宫的阿波罗；知道如何教会一只兔子划着火柴；知道这只兔子为了幸福需要什么……”
只是沙里亚宾不曾发现（奇怪的是，党的许多领袖也没有发现），列宁曾试图将巴比伦塔的建设者们拉回到地面上来。
列宁曾提醒人们注意性急的害处，他说，假如没有吃饱肚子的工人和农民，那就会一事无成，更谈不上普遍平等的世界王国了。
为了公正还必须提到，就连斯大林也曾一度支持布哈林，而后者曾试图证明，没有吃饱了的工人和吃饱了的农民，社会主义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而是空想了。
斯大林这个俄国几百年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的作者兼导演，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曾批评托洛茨基，说他割裂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任务。
当时斯大林说：“只要把托洛茨基的立场拿来和列宁关于‘好的收成是国家的救星’的说法对比一下就会明白，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完全错误的。”
总的来说，这种对未来顶礼膜拜的心理还是非常顽固的。
今天当我们在A.普列汉诺夫那里读到，我们不必追赶西方，学他们善于制造器具、研究社会舆论和指导生产，也不必担心“我们苏联的医院比西方医疗水平差”
，苏联的计算机计算速度慢，苏联的农田产量低，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新奇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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