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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中的“мещанин”
（“小市民”
）或“обыватель”
（“市侩”
）一词，刚好体现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鄙视态度（请对比一下，在波兰语中，“обыватель”
一词是公民的意思，即社会的基础；在德语中，市民也是公民的意思；而在我们这里，市侩和小市民则是阻碍生活进步和精神发展的人）。
使我们今天感到苦恼的一切，其根源就在于藐视人的日常需要和关心的东西，藐视正常的和自然的生活。
我们在俄国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都可找到表示仇恨稳定的和习惯的生活的誓言。
说到这里，托洛茨基的思想再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在阅读他的著述的时候，特别是在读到上面已经引证过的他的自传的时候，人们会形成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在他的全部丰富多彩的和积极的革命活动中，令其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这种活动所能带来的社会成果和经济成果，不如说是改变和捣毁现存事物的可能性本身，赋予革命以经常性和世界性的可能性本身，以及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可能性本身。
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就在于这种内在的信念，即业已形成的生活平衡，其本身就是一种恶，而不管人们对其感受如何以及它能给人们什么具体的东西，因此，除了经常不断地、不遗余力地破坏业已习惯的正常秩序之外，别无更崇高的任务。
早在斯大林之前很久，托洛茨基就曾痛斥过平衡，说它是人类生活最不体面的存在方式。
他坚持说，社会应当“不断换毛”
：“一个改造阶段紧接另一个改造阶段……经济、技术、知识、家庭、日常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是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这样才不致使社会达到平衡。”
问题不仅仅限于根本改变贫困状况并变贫穷为富足，激发起他的革命**的主要东西，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物质的东西。
例如，革命前丰裕富足的西伯利亚。
假如能相信托洛茨基的回忆录，那么，正是“带着炸鸡、乳猪、一瓶瓶牛奶和一堆堆烤面包到车站去的魁伟的西伯利亚人”
使他坚信，必须彻底砸碎旧世界，应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
我们那些“爱国派”
作家和托洛茨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对“消费主义”
，对他们所谓的“恬淡的小市民幸福”
，都怀有刻骨的仇恨。
托洛茨基同样坚信，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物质利益”
是历史上的万恶之首，因此他更喜欢兵营式的平均主义和食不果腹的穷工人的团结。
他还认为，一旦人们不再挨饿，革命的道德即会消亡，因此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因饥饿而死，在道德方面要比千百万工人农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温饱生活高尚得多。
一些文学家试图让俄国人相信，他们是在30年前开始堕落的，那时由于赫鲁晓夫放纵农民，俄国人民已不再挨饿了，但同时也用五层的单元楼和小康生活等这样一些“粗俗的生存力量”
，玷污了自己的灵魂。
不过，这些文学家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在重复谁的思想。
这两个年轻人向我解释道，在创建什么之前，必须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行动纲领。
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制定出青年人生活和劳动自愿公社化的明确的、分阶段的纲领和与消费主义作斗争的纲领。
当时我完全搞错了。
我和他们谈了自己关于个人自主性的思想，个人显然有权获得自己个人的幸福。
我说，除了人们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组织自己生活的权利外，还必须维护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获得我们通常称作公民个人幸福的权利。
这两位年轻人没想到我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一书的作者会讲出这样的话。
他们那目光炯炯的蓝眼睛开始闪烁出刚毅冷峻的光芒和冷酷无情的神色。
我们已经无话可谈，告别时他们对我说：“真正的幸福在于同消费主义和市侩习气作斗争。”
不！
救世说，将未来或某种伟大的思想神化，与其说是一种癖好或浪漫主义的**，不如说是对人和对自己的民族犯了滔天大罪。
对生活中的陈规旧俗的仇视，也就是对生活的仇视，这是用任何崇高的意图都无法加以辩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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