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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一个欧洲的激进分子来说，即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只要他的思维是健全的，是遵循实证论的，并且是符合其文化的逻辑和价值的，那么因历史的喜庆日子而产生的“未来”
计划的某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就不算是什么大的危险。
“未来”
既不会给他带来富足，也不会给他个人自主权，他也不需要这些东西。
他会立即抛弃这个未来，就像抛弃幻想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立刻断定，虽然不尽完善但却实实在在的现在，要比虽然妙不可言但却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强得多。
但在俄国，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却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抗衡“左”
的激进主义和在幻想世界中生活的愿望——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将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正如人们信以为真的那样，在那里，童话将变成现实。
斯拉夫派认为是我们的民族之长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我们的不幸。
俄国知识分子的反资产阶级情绪和反实证精神，使我们倒了大霉。
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和其他国家的脑力劳动者不同，他们根本没有在民众生活的土壤里扎根，他们对经济活动一窍不通，又无一技之长，因此从来就缺乏建立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的经济的素养。
当然，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空想性和极端主义，在我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也是有用的。
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这类幻想家，恐怕也不会有十月革命。
但是，我们的悲剧在于，这些已经作好精神准备去完成革命奇迹的人，大多数对革命的建设目的和经济目的并无充分的认识，也缺乏进行建设性思维的素养。
他们不习惯于考察他们所完成的改造活动的经济后果，他们也不能始终都顾及平民百姓所关心的是什么。
列宁看到了社会主义理想脱离劳动群众日常关心的事情的危险。
早在1894年他就在其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
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强烈反对把社会理想神秘化。
然而，所有这些意在把理想和“狭隘的”
、“琐碎的”
生活问题联系起来的努力，都没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扎下根来。
社会民主党和民粹运动一样，也患有同样的病症：极端忽视民众的利益。
甚至在1919年的饥荒年代，许多革命者更关心的是让大家同吃同劳动，不是关心人们赖以糊口的面包，不是关心有没有牛、羊、鸡。
我想，假如没有我们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对我们至今鄙夷不屑地称之为“日常生活琐事”
的东西的藐视，斯大林也就不会使党相信推翻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相信可舍弃一切生活享受而空着肚子建设社会主义。
对恩格斯来说具有无可争议价值的东西（这里是指保障一个人的福利），对他的许多俄国后继者来说，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变成了可鄙的小市民习气。
一个俄国革命者的悲剧大概在于，他不能在他身边的生活洪流中，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宝贵东西。
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市侩及其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怀有满腔的仇恨，而对我们的宗法制的生活方式及其缓慢节奏和沉闷气氛，也愤愤不满。
所以他很难将自己关于不同凡响的、独具一格的未来的理想，同某种积极的、可靠的和现实的东西挂起钩来。
一个职业革命家和地下工作者更加感到，他和现实生活，和充满生活琐事、人的日常责任和忧虑的世界，无法协调一致。
蹲过监狱、被流放过、在单身囚室里生活过的人们，已经很难重新接受有节奏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和规范。
他们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觉得，他们深谙别人不可企及的生活奥秘。
然而，一个从事过地下工作的革命者认为是规范和楷模的东西（例如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应如何生活的观点），实际上却是荒诞不经和有悖常理的。
请想一想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革命信念”
和他们关于弃绝私利的说教吧。
“革命者是命中注定了的。
他没有自身的利益，也没有自己的事情、感情和爱好……甚至没有名字。
他的一切都服从统一的特殊利益、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他严于律己，也必须严以待人。
亲情、友情、爱情、恩情等一切缠绵的感情，在他身上都应受到革命事业共同的冷酷**所压抑……他在冷漠地和不倦地追求这一目的时，必须准备牺牲自己，并亲手将妨碍这一目的实现的所有人置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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