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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全在于，“左”
派激进分子们崇奉的信念，似乎仅是革命能造就人，这本身就使他们根本无法清醒过来。
这种历史观会把一切都头足倒置，而建起一个颠倒的价值体系，确切些说是反价值的世界。
这种历史观把对个人的注意，转向对革命和夺权过程的注意，因此不时改变目的及达到目的所可能采取的手段。
归根结底，是要把改变业已形成的生活、生产和家庭秩序的过程本身，变成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
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对“震**”
的不懈追求，这已经是只有革命能造就人、能推动进程这个初衷所带来的后果了。
患有“左”
派幼稚病的革命者已经不能停步不前了。
因为如果“彻底改变旧世界”
成了最终目的和生活的意义，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结果，而是改变和抛弃已有东西的过程本身了。
这里讲的已经不仅仅是推翻可恶的专制制度和解放俄国人民，而且要解放所有劳动群众，建立工人和农民的世界王国。
从这一世界历史高度来看，个人的生命及其利益就微不足道了。
结果，现在活着的人和劳动群众，就成了未来和理想的牺牲品。
只需谈一下“将个人融化在党的集体性之中”
就行了。
对阶级立场所作的类似解释，从一开始就在为对个别人的各种残酷做法作辩护。
为阶级立场所作的这种解释，其本质在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清楚。
为了给自己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中的行为作辩护，他直截了当地写道：丧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以及在法国人新的进攻中士兵不可避免的牺牲，如能换来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从而有可能使世界革命烈火尽快燃烧起来，那么这个代价就不算太大。
托洛茨基回忆道：“当时我曾要求，不要急于签订和约，纵然丧失些领土，其目的也是为了给德国无产阶级赢得时间，以便他们能了解形势和发表自己的意见。”
问题不在于托洛茨基的个性，而在于决定思想最激进的革命分子行为的那些社会思维模式。
这些人坚信，由阶级斗争唤起的历史运动能够补偿一切。
正如党的政论家B.斯塔尼舍夫斯基所写的那样，阶级立场“既不承认所谓的战争规律，也不理会人道的法则；不论老少妇孺，概不吝惜”
。
很明显，因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而产生的这种对道德和生与死的“轻率”
态度，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消除干净。
人的鲜血的气味不仅使手执武器捍卫新政权的人，而且使革命的领袖们长时间地失掉了精神平衡。
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已嗜血成性。
前者爱讲“血雾迷蒙的革命经验”
，后者爱讲部分人的鲜血，例如“布哈拉人的血”
。
从1928年起，斯大林如此孜孜不倦地向公众意识中灌输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神话，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因为哪儿有阶级斗争，哪儿就失去了怜悯之心，就会对老少妇孺概不留情。
国内战争的后果和必不可免的生活混乱都表现出来了，一方面是真诚的信仰和热情，而另一方面却是情绪不稳、紧张、混乱、社会煽动和怀疑。
当然，这是党的内在弱点使党陷入了窘境，而这些弱点又是党以前的长处的延续。
这里指的是党在地下斗争条件下形成的铁的纪律和少数无条件服从多数的意志。
被认为是正确的人，并不是实际上正确的人，而是得到多数支持的人。
老布尔什维克З.涅姆佐娃说：“斯大林成功地赢得了多数，统计上的多数，他总能争取并得到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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