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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近卫军的特点又是众所周知的：必须服从多数，即使这个多数是错误的。
民主集中制——最严酷的纪律。”
当生活正在变为等待未来的结果，变为服务于超前的、超越现在的“伟大目的”
时，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避免不道德行为。
伟大的目的如此之伟大，以致它能抵偿为之服务的一切。
它的重荷正在摧毁脆弱的、好不容易建起的道德感情的构架；它的光辉则使思想迷蒙，使理智沉湎于梦幻之中。
想在几年内完全确立起被国内战争颠倒了的人类价值、善恶意识和生死观，看来是困难的。
曾经一度生活在尸横遍野的环境中，对死亡的场面已经习以为常的人们，未必能被看成是精神健康的人。
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愈远大，跃进未来的计划愈崇高，对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社会愈是急不可耐，亲身拖拽社会主义进步之舟的人们就愈加目无法纪，其权利和生活福利也愈加所剩无几。
我们越是急不可耐地想进入“大同世界”
，我们就越是不能达到自己真正的民族目的。
而且应当注意到，因“大跃进”
而抛弃民族目的和道德这个规律，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所表现，如古巴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主义实验。
所有使未来凌驾于现在之上、使共产主义道德凌驾于全人类的道德之上、使现在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服从于历史发展和世界革命进程利益的尝试，除了导致斯大林主义，别无任何结果。
假如我们确实根据“没有罪行，只有饥饿的人”
这一原则论事，那么这还是情有可原的，这个逻辑多少还有点意义。
饥饿的人，这是现实，是可感知的。
孩子们嗷嗷待哺，骨瘦如柴。
眼看着人们饿死，每一个苏联人都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
为了拯救挨饿的人，人们干什么都可以。
可是要知道，我们往往越过了人类的道德规范，经常为了臆想，为了知识分子的幻梦而犯罪。
我们曾经说：“不必害怕饥饿，不要怕犯罪，只要它们能推动我们前进，奔向无阶级社会。”
许许多多人的幸福，有时甚至包括他们的生命，都成了追求千篇一律神秘**的牺牲品。
马克思主义所谴责的粗俗平均主义和忌妒心理这样一些最低级的情感，往往能左右我们的行动。
而且不仅是在全盘集体化年代，就是在很久以后，即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20世纪60年代初，乃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如此。
例如战后，当许多人生活在土窑里，食不果腹，因饥饿而浮肿、死亡时，是什么妨碍我们放松对农民的限制，扩大我们的自留地和给农庄更大的自主性呢？须知，国内战争后的破坏并不轻。
但只过了三年，农村就得到复苏，治愈了创伤。
而在卫国战争后斯大林时期的八个年头却白白地过去了。
因为当时实行的农业政策、国家对农村更加严格的控制和对农民的镇压，加重了我国的农业危机。
众所周知，只是到了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
斯大林曾因农妇费多茜娅从农庄的田里给挨饿的孩子弄回去200克粮食，而打算处以无期徒刑，而且他根本不想为了拯救饥饿的人们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而降低“社会主义”
纯洁性的程度，即根本不想降低形式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以便从已经达到的阶级单一化指标上后退一步。
普通的道德情感的丧失、因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而造成的心灵麻木，大概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会导致健全理性的丧失。
孰先孰后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
心与智是一个整体，道德感情迟钝会导致头脑糊涂，于是人也就不复存在了。
个人精神自杀的机制也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
将伟大的历史目的——革命事业神化则更加危险，因为这会得出虚假的信仰，似乎未来本身会抵偿一切，会自行证明它既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过去。
事实上，“伟大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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