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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坚持认为，俄国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想上的极端主义传统和救世主的情绪必然导致斯大林主义。
但我深信，历史上绝无不可避免的事件，即舍此无他的情况。
“必然性”
这一哲学概念，对于大量具体事件来说，是根本不适用的。
已经发生的事情，永远是由人的无法预见的具体选择和行为促成的偶发事件，事件即是表现必然事物的时间、方式和运动形式，它主要依赖于历史进程的参加者们自身，依赖于他们的能动性，甚至依赖于其性格特征。
正如马克思所说，偶然性如果在历史中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历史就会具有十分神秘的性质。
就哲学的这个方面讲，就连十月革命也是偶发事件，即是一种由于许多情况（其中包括对俄国历史进程来说是偶然性的情况）适宜的耦合而变成了现实的东西。
历史大爆发的“临界质量”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成分也还是十分复杂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人的头脑，此人应善于预见看来似乎无法结合的一切终于结合起来的那一瞬间：此人还要有足够毅力在这决定俄国历史命运的时刻去旋转爆炸装置的旋钮。
1929年斯大林获胜，更是由于许多情况的耦合，特别是列宁的死。
20世纪20年代对政治事件有影响的那些人缺乏毅力，不善于估量所作决定产生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已经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其原因。
因此我认为，我在俄国“左”
倾激进主义传统中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这种尝试是合理的。
促使我这样做的不仅有过去的事情，还有今天的情况。
因为正是从“左”
的方面否定今天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被那些向改革进攻的人和妄图捍卫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利用了。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都必须以更加敏锐的眼光，洞察“左”
倾激进主义的本性和动机。
不对许多价值作出某种重新评价，不说清什么是我们今天最危险的东西，那是不行的。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不深入到批判革命极端主义及其利己主义基础的深度，必然收效甚微。
而且我认为，今天再不能局限于对“左”
的方面的否定进行简单的否定了。
关于这些问题我下文再讲。
四、不应害怕真理
斯大林主义，这首先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悲剧和痛苦，是它的历史过失。
正是老近卫军创造了这样一种政治机制和绝对独裁这个武器，以致后来斯大林能利用它谋其一己之私利，首先是用于消灭那些能看清他的人，乃至那些仅仅比他稍有头脑的人。
归根结底，正是老近卫军尚在列宁在世时，就心甘情愿地把革命赢得的至高权力，亲手交给了斯大林。
后来，即在1924年以后，也正是老近卫军急不可耐的“左”
倾情绪，将国家推向了后来变成民族悲剧的大跃进。
事情就是这样，既不用夸大，也无须缩小。
当然，在那些当时站在指挥位置并积极参与制定党的政策的人们中间，谁也不会想到，事件的发展会具有这种性质。
他们的动机是力图战胜邪恶，清除导致革命和引起工人阶级反抗的俄国旧秩序。
在他们看来，至恶者莫过于欧洲资产阶级策动的大屠杀，而对新的、由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的恶，却毫无抗拒的准备。
稍后，革命的悲惨的一面即已展现在他们眼前，因此老布尔什维克们的罪过是下意识的。
至少我们必须明确分清不善于预见其决定之后果的革命家的错误，和利用政治斗争以实现其天生野心的极端分子的罪行。
在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里，不仅应当看到某些人的弱点，还应看到预见革命的第二位的和第三位的后果以及革命的悲剧成分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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