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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看，错误首先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脆弱无力。
这里也有全部人类生存的某种根本思想：千万人的年华、技能和才干是创造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所必不可少的，然而获得权力的小人，单凭鼠窃狗盗和阴谋诡计，就足以把这种劳动创造的一切化为灰烬。
斯大林主义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教训。
然而是这样的教训，即我们对那些想青史留名的人，对那些用不负责任的决定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骗人的人，对那些认为通过破坏可以使我们生活轻松的人，必须提高警惕。
而为了保持警惕，则首先必须研究作为“左”
倾激进主义变种的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是从“左”
的社会思潮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左”
倾激进主义的本性，找出其弱点。
正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弱点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凑到一块儿时，就会变成一场灾难。
至少，在谈到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时应当从分析党的组织原则及其信念和章程开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崇拜的滋生。
当然，忠君思想、宗法制的残余、文化落后和满脸胡子的庄稼汉目不识丁，这一切都有助于斯大林专制的最终确立。
不过这更像土壤，而种子却是在另一块“左”
的田地里培育出来的。
一个农民绝不会自己踏入20世纪30年代。
宗法制的情绪和宗法制的愚昧本身不会导致任何革命。
这些东西可能形成四处劫掠的匪帮，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充当巩固对沙皇、上帝或私有制的信仰的肥沃土壤。
再说，宗法制的落后性的祸害，丝毫也不能减轻“左”
倾革命知识分子对其抉择所造成的恶果应负的责任。
恰恰相反，我国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越低，革命知识分子越应慎重思考，小心从事。
我想，当我们说斯大林主义是“左”
倾急躁性和“左”
倾极端主义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权嫁祸于络腮胡子的农民。
他们与此毫不相干。
不是他们这些来自农村的人，而是那些出生于城市的人，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才是我们大跃进的倡导者。
早在斯大林获胜（1929）之前许久，即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有人基于革命唤起的热情浪潮，试图立刻马不停蹄地从资本主义的俄国迅速一跃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俄国。
我们不会丧失健全的理性。
一个农民，一个乡下人，不可能有这些知识分子才能有的幻觉和空想。
须知，若要进行虚构和幻想，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充裕的空闲时间。
众所周知，农民实际上没有空闲时间。
请不要忘记，农民一直不拥护布尔什维克激进的农业纲领，不拥护在全国范围内按统一计划在公有土地上组织农业生产劳动的思想。
假如俄国农民确实生来就有社会主义天性，那他们恐怕会如过江之鲫般蜂拥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了，因为在这个党的旗帜上写道：“在公有土地上从事共同劳作。”
然而众所周知，不论是在十月革命之前，还是在1913年以后，都不曾出现这种情况。
斯大林不得不强制推行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
早在斯大林成功地在广大因出身农民而“受辱”
的新党员中普遍安插进“纯”
无产阶级核心之前，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就幻想一步跨进既无富农又无个体农民的纯社会主义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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