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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1925年12月举行的联共（布）十四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承认，党准备首先消灭富农，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当俄罗斯农民有了选择的可能性时，他们选择了什么呢？众所周知，他们选择的是土地法令，该法令将地主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分地扩大到几十俄亩，并能在土地上自由耕作。
请浏览一下列宁在国内战争期间的著述吧。
他在革命初期这一阶段，经常提醒人们注意，十月革命的基本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只要我们还和整个农民阶级走在一起，我们的革命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在他看来，只有贫农委员会能把社会主义革命扩展到农村。
其实，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秉公而论，那么我们俄国的农民绝不会自愿地加入集体的劳动组织，这是一点儿也不会令人意外的。
假如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假如农民自觉自愿地、不用强迫就选中了集体农庄，就轻易地放弃了自己那块世代梦想的土地，那才是怪事。
能如此贸然从事的只有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和什么责任也不负的年轻人。
甚至过去当过贫农委员的贫农，他们虽然随时准备瓜分发了家的邻居，但他们也不愿搞土地的集体耕作，而宁愿再搞到一匹马，因为他们一直买不起马。
嫉妒本身永远不会导致社会主义。
而且，不仅农民，就连产业工人也不会自动走向社会主义。
由于我们习惯了流行的宣传公式，习惯于不断把工人阶级的精神和政治美德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缺陷对立起来，于是就忘了关于无产阶级的这条真理。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写道：“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
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俄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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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工人的情绪和期望，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么革命。
的确，俄国的工人阶级，特别是彼得堡的工人阶级，成了我国革命的火车头，成了资本主义秩序和私有制不可调和的敌人。
但是，工人又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的呢？不难证明，他们的想法和马克思那样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
不一样。
无产阶级对“把工厂交给工人”
这个十月革命的口号的理解，实际上是将资本家的财产收归自己所有，并由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个企业的集体来掌握。
这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只能是下述结论：只有具有学术的和抽象的未来观的那部分社会成员（他们认为，不论是在土地上的家庭劳动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是和国家必须的技术进步不相容的），才会成为“左”
倾打算和意图的主要根源（即力图尽快超越农民和工人期望的范围）；也就是说，“左”
倾极端主义的基本根源，过去是，今天仍然首先是能对未来进行理论认识的人。
当然，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劳动的全盘社会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的学说本身，并不会导致“左”
倾急躁病，更不会导致使用暴力。
这里一切都依赖于在新的基础上从事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人的智慧、健全理性和责任感。
但是毕竟缺乏起码的知识，即不知道如何和通过什么形式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因此有导致仓促上马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未来的一切就成了无法证明的和无法确定的东西了。
因为很难一下子讲出，在向既定目标前进时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谁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谁是居心叵测，一心想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草菅人命。
而且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即在长期不计后果、不讲功利的情况下，这就更难讲清楚了。
很清楚，在涉及未来，即涉及无从验证的事物的观念领域时，一个极端主义者是最容易混下去的。
但如何使其原形毕露并得到揭露呢？
关于当代“左”
倾教条主义，关于当前用“左”
的词句搞投机的情况，一直没有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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