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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在程序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就不可能知道哪个发展中的细节是最重要的，哪个是次要的，因此可以忽略不计。
当资本主义还不曾开始崩溃，还没有暴露出其经济上的虚弱无力时，就不可能清楚它的潜力是否已经耗尽。
客体的自然发展原则和加速历史的思想水火不相容。
不管是用外来的推动力，还是用敲打的办法以求加快自动洗衣机的运转，反正都一样。
这样帮忙只会使机器损坏，以致你后来不得不睡脏被子，穿脏衣服。
缩短社会主义诞生期限的思想，要求以强行缩短资本主义的生存期限为前提，即必须破坏资产阶级文明自我发展的自然逻辑。
以借助于武器迫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接受新生活[21]的可能性为前提的革命思想本身，是与新社会形态自然成熟的思想极端矛盾的。
就其真正本质讲，革命思想的前提是唯意志论，即迫使社会上的大部分人（多数人）接受他们所不适应的东西，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强制推行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的东西。
Г.李西奇金想让读者相信，暴力思想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只起微不足道的次要作用，在马克思那里，暴力仅限于履行给长成的胎儿剪断脐带的助产婆的职责，这会使读者误入歧途。
[22]不，绝非如此。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暴力充当着新生命创造者的角色。
想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即刺刀来实现向普遍劳动义务的转变。
未必能够证明，普遍劳动义务是资产阶级文明的自然结果。
倒是更能证明它的直接对立物，因为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才是普遍劳动义务的基石。
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取消继承权，改变个人独立的生活习惯，解除家长养育子女的责任。
未必能够证明，资产阶级文明发展的客观逻辑本身，能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导致几个世纪里形成的家庭生活方式的消亡。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暴力将一事无成，而新的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要想取消继承权和聚积财富的权利，恐怕只好求助于法令。
更难证明的是，资本主义即资产阶级文明的自然发展，会改变农民在几个世纪里形成的在自己的田里用自家劳力单独劳动的习惯。
其实恩格斯十分清楚，个体农民无论如何也是不愿从事集体劳动的。
他曾建议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给个体农民一段考虑的时间，不要立即驱使他们从事集体经营，这不是偶然的。
如果小块土地上的农民在供他考虑的时限过后仍旧顽固不化，恩格斯又该怎么办，这一点的确不清楚。
革命的思想，减少一个社会诞生时的阵痛的思想，有意无意地激发了唯意志论，诱使人们尽快开始强制实行新的联合起来的生活。
要知道，严格地讲，要想确切地和科学地制定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时刻，这是不可能的。
只有事后才能清楚，资本主义的死期是何时到来的。
然而，在此之前，即在资本主义还存在而且尚在发展的时候，要判断它的健康状态，那就难免犯错误。
生产过剩的危机既可以证明资本主义死期到来了，也可以证明它在努力向更高的和更完善的发展水平转化。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急不可待，热切地期望减少新社会诞生过程中的痛苦，所以从1848年革命起，他们一直倾向于搞无情的评价，而且总是犯错误。
[23]其实在他们死后，他们的革命学说的俄国继承人在评价资本主义状况时也总是犯错误。
不错，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坚持认为，只有在资本主义自我耗尽时，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问题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我们能够借以确定资本主义成熟程度的标准。
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即先验主义成分之间的这种矛盾，毫无例外地贯穿于其学说的各个方面。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既有的、已形成的和正在发展着的东西时，他们能坚决彻底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能依据经验和唯物主义的实践标准。
他们看世界时所持的进化观得到了科学的有力支持。
然而，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一旦脱离现实的坚实土壤，一旦开始思考未来，思考他们认为理应所是的东西，他们就变成了另外的两个人并开始用祈求、推测和期望之类的语言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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