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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不是按照数学逻辑的图式建立的，尽管不拒绝使用逻辑学中所发展出来的推理技术。
哲学不仅仅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尽管它把认识科学成果的意义当作自己的一个重要方面。
假如哲学完全像科学那样，模仿自然科学方法建立，那么它根本就不是哲学。
哲学是对整个文化的基础进行的反思，它企图揭示对每种历史类型的文化而言都是基础性的世界观中的基本要素，它们决定人对世界和自己的理解和体验，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一部分。
这些基本要素常常是不明确和不清楚的，哲学把它们变成自己批判分析的对象。
此外，哲学不仅仅尝试思考业已形成的现实生活中的基本要素，而且还发明和构造新的基本要素，它们经常是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未来阶段才能成为人类生命活动中一些高度概括的纲领。
每个时代都按照新的方式提出人的存在方面的永恒问题，诸如生命的意义，什么是人，人的使命如何，人与自然界、社会及其他人的关系如何。
每个时代的哲学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顺便指出，马克思比他的许多追随者都更好地理解了哲学的这一特点，并把它看作是“文化的精髓”
、“文化的活生生的灵魂”
。
至于说哲学的科学性的观念，马克思是在一个特殊的意义上理解的。
关于此处使用数学和自然科学中所通行的推理图式的界限问题，需要专门讨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接近这些图式。
但就是在这里，也需要对理论的特点、上述预测的证据和准确性进行仔细分析，特别是当谈到与社会过程的普遍趋势相关的那些遥远的预测时。
这样的预测不是严格确定的预言，而只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方案。
像对待精确计算出来的社会发展轨迹那样对待这样的预言，将是严重的错误。
然而，人们在评价马克思的预言时，恰好经常采取这个立场：选出一些没有获得确证的说法，然后就宣布整个观念是乌托邦。
任何一个遥远的未来预测都包含一些乌托邦因素，无论在制订这个预测时使用了哪些科学依据和科学方法。
这里的不幸不在于任何一个历史预见和预言都可能包含乌托邦因素，包含靠幻想给初步预见的未来补充的具体细节。
不幸就在于像对待社会未来的具体计划一样对待遥远的预测，将遥远的预测看作是技术上获得论证的简单机械草图的类似物，画出图纸之后，这个草图还需要在实践中具体化。
然而，对糟糕的实践进行批判不应该割裂其基本方针，即对待理论预言和理论自身的态度，不能依靠“或者全对，或者全错”
的原则。
也许，任何一个很早以前产生的理论不可能在其所有部分上永远都是正确的，它的任何一条论断和预测不可能都是不可反驳的。
所以，重要的是要具体地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的意义，什么东西受它在其中形成的那个时代的局限。
二、理论，意识形态，实践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的现代争论仿佛是在两极之间展开的。
在其中的一个极上，“理论—意识形态—实践”
的从属关系被看作是严格地被决定了的。
根据这个立场，起初是“在个别国家”
的，然后是“在个别的社会主义阵营”
的社会主义实践，完全被看作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预先决定了的。
第二个极是这样一个观点，它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极权社会主义实践之间有联系。
从这种立场出发，斯大林主义被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中没有根据的活动，因此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不相容。
这两种观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复杂过程所作的图式化理解。
不过，在一定意义上，这些图式化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它们甚至有助于使问题尖锐化，有助于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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