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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非常清楚的是，社会理论、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永远也不是意义单一的，更不是严格地被决定了的。
在这方面，回忆一下康德曾区分出来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在本质上的区别是有益处的。
理论思维在把现实图式化和简化的观念、理论构造领域里展开。
这些观念和理论构造能够把现实的实质联系图式化，在这个意义上，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把它们赋予世界。
但是，理论研究总是渴望发现这个范围，通过制造新的观念来克服它，这些新的观念能够更加深刻和充分地反映所研究现实的实质联系。
理论理性总是处在探索之中，瞄准研究越来越新的客体，克服以前对世界的看法的局限性。
思维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在最大程度上恰好为理论理性所固有。
理论理性为未来实践活动打开了诸多可能的世界。
至于实践理性，任何一种以某个理论观念体系为基础的实践的条件就是这些观念与现实自身的同一。
我们可以理解这些观念的局限性，以全部认识经验为基础，强调指出它们的图式化特征，与世界的不同一性。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所有这些对认识经验的理解和概括自身都属于理论理性的领域。
当我们开始在实践上实现理论时，我们是这样做的，理论图式似乎就是世界自身。
如果这些图式就是所提出目的的基础，如果它们能够塑造出研究对象（它们应该是活动的结果）的状态的形象，那么提前怀疑所选择的理论观念就意味着怀疑所提出的目的，就意味着破坏行动。
甚至当实践理性在一系列行动中没有实现自己的目的时，它也经常作出多方面的新尝试，以便获得它所需要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不是拒绝目的，而是努力通过改变手段和寻找研究客体的新方法来实现目的。
当谈到大众为实现某些有理论依据的目的而做出的社会行动时，所有这些特点就会最大限度地表现出来。
要让大众相信所选择道路的正确性，就得引进团体的、大众的意识和权力机制。
把大众意识调整到一定的行动上去，根本不必要全面掌握理论原则以及与之相应的证据，而是要靠意识形态的作用。
意识形态追求的是向意识里灌输一定的价值体系，并且宣布某些观念在该体系中的优先地位。
向大众意识里灌输观念要通过意识形态和宣传的行动体系，在这些行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情感作用、暗示、善于简化观念以便使它们与平民的意愿结合起来。
意识形态向来都是社会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
它可以把自己宣布为科学的，把在实践中实现某个理论的预言当作自己的目的。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不诉诸构成科学共同体的专家的狭小范围，而是诉诸无法还原为科学观念的大众意识，因此它通常就围绕这些科学观念制造信念和神话体系。
这些信念和神话同样也对业已形成的理论观点体系产生了积极的反作用。
关于在掌握大众之后能够成为物质力量的理论，马克思有过一种隐喻的说法，但不能在字面上解释这个说法。
甚至在国家控制的极权“政治组织”
之下，大众也永远不能熟知马克思的理论。
只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极为简单的和公式化的表述才能被大众意识理解。
说到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1905年革命之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发生的有关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和探索时期，卢那察尔斯基建议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新宗教在大众中宣传。
尽管列宁严厉批评了这个观点，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做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非常严格的理论原则与实践理性的思想观念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有一种流行的论断，说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逻辑严谨的、就像是由“一块完整的钢板”
铸造出来的理论建构，这个论断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多质的，其中有许多表达不同时代思维方式的层面。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图式有自己的基础，这个基础的一系列公设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工业和工业阶段的实践的概括。
意识形态把这些图式变成了教条，并且保卫它们不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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