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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意识形态运动首先都是指向严格控制理论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化的图式。
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改变为一组教条，任何非标准解释的企图都被看作是修正主义，将遭遇严厉的镇压措施。
哪怕只要回顾一下我们20世纪30～50年代哲学的历史就够了，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大众财富的口号下，哲学遭到了有规划的庸俗化。
当时有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布哈林、卡列夫、卢波尔、谢姆科夫斯基、斯腾等）遭到了镇压。
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与之进行对话的任何反派哲学思想同时也遭到了镇压。
根除哲学思想的多样性开始于1922年著名的令人伤感的驱逐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别尔嘉耶夫、洛斯基、布尔加科夫等）的行动，其结局是直接镇压并导致了许多思想家在斯大林集中营里的死亡，其中包括这样一些俄国哲学家，如施佩特、弗洛林斯基等。
揭露“孟什维克唯心主义”
运动（30年代），哲学史中为“战斗的党性”
而进行的斗争（40年代），党和国家对社会科学进行严格监督，官方宣传斯大林著作为“哲学思想的顶峰”
，并要求把哲学研究归结为对这些著作的解释，这一切逐步地消灭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潜力，根除了哲学思想中的专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文化、世界哲学思想史的成就之间相互联系的传统被强行中断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一组为现行政策服务的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进行不断的活体解剖导致了抛弃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观念：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理解的联系，活动理论，还导致否定人道主义哲学，阶级价值与全人类价值之间辩证法的断裂，将阶级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对立起来，等等。
新的基础科学流派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体系，但其结果却无法与极权意识的公式相容。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对这些新的基础科学流派的贬损运动就与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这种对哲学思想的镇压有关。
这里说的是摧毁遗传学，揭露生理学中的“反巴甫洛夫思想”
，批判化学中的共振论，与控制论斗争，等等。
我们的哲学创造潜力只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才开始逐渐复兴。
整整一代人通过紧张的努力恢复了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对话，重新形成了哲学科学各领域已经丧失的职业工作模式。
当然，对哲学的意识形态监督还保留着，但与这个监督相联系的镇压已经很轻了。
监督常常局限在只要求哲学著作的外部意识形态的形式。
这就使得哲学认识的一系列领域里能够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展开新的内容，也可以与国外哲学流派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原则上说可以不用证明如下论断，即笼统地否定一个学说与过分赞扬它同样都是徒劳的。
但全部问题就在于，克服极权意识形态的过程，向思想的民主和多元化的过渡并不像改革初级阶段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以前的意识准则中还残留着对异己思想的毫不妥协的态度，企图通过制造“敌人形象”
来肯定自己的观点，相信最好的生活应该根据好领导的指示从上边来建立，好领导应该在最短时间内让我们的食品极大丰富，等等。
过去的思维方式依然按照意识形态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极权体制把马克思主义的现成词句当作自己的“意识形态保障”
来使用，对这种极权体制的批判在以前意识的惯性下继续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笼统否定的态度。
三、马克思主义是技术文化的产物
所有其他问题今天都集中于它的那个最复杂的问题，大概就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末显露出来的世界文明发展新趋势背景下的命运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还将不止一次地引起激烈争论。
当然，我不奢望给出全面详尽的回答，只想针对讨论该问题的角度谈点自己的想法。
我已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在技术文明时代的文化里产生。
这种文化在欧洲地区形成，是它之前的传统文化一系列激烈突变的结果。
在生产和其他活动领域里由技术工艺革新引起的生活的社会联系和方式的经常性变化是技术文明的特点。
这些变化形成了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指向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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