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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经过现在向未来流逝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念是技术社会的文化所特有的。
为了进行比较，我想指出，在大多数传统文化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另外一些理解：时间经常被理解为周期性的，即世界周期性地返回到原初的状态。
传统文化认为，“黄金时代”
已经过去，在后面，在遥远的过去。
在技术社会的文化里有另外一种理解：最好的时代在前面，在未来。
在这样的文化里，进步通常都获得了积极的评价，在技术文明的价值等级当中，进步的理想逐渐地占据最高的位置。
在传统社会里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
这里完全没有一种被当作价值的进步观念。
改变传统的那些社会变革通常都被给以消极的评价。
如果用现代方式表述中国古代《关于变化的书》（《易经》）上的一句关于激烈转折和变革时代的名言，那么大致就是：“但愿别生活在变革时代。”
一个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人，扎根其中的人，不会歌颂比方说作为“革命风暴中净化的雷雨”
对传统的破坏。
作为面向未来幸福社会建制的运动的社会进步和革命变革的观念，只有在技术文明的深刻思维领域才能获得系统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就是在这个领域里形成的。
众所周知，这个学说的核心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其中每个组成部分都与技术文明的主导世界观因素相关，都是作为对技术文明的历史和社会经验的反思而产生的。
技术工艺发展对社会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在工业发展阶段清晰地表现出来了。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革命导致大机器生产的出现。
工业革命展示了生产发展和社会结构变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上很难延续下去，原因是人类活动的手段和目的以及许多世纪都在重复的活动类型的保守性。
工业革命是18世纪中期最先在英国开始的，然后把欧洲和北美洲所有新国家都纳入到工业发展潮流之中。
在伟大的工业革命时代出现了对人与技术的联系的特殊理解以及对人的进化自身的解释。
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把人定义为从事工具生产的动物。
美国哲学家爱默生和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普（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和马克思一样，作为“左”
派黑格尔主义者开始自己的创造）发展了关于活动的工具和手段是延续和强化人身体的特殊器官的思想。
尽管这个思想在一般形式上在古希腊哲学中已经获得了表述（亚里士多德），但是对其系统的研究将导致关于人与其周围客观环境之间关系的新观念。
卡普将这个环境解释为人体的外化（экстернализация），人体器官及其功能的实现。
他把铁路看作是血液循环的体现，把电报解释为神经系统的延续，等等。
其次，卡普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方式逐个地转移到人的生活的所有领域，把伦理学、法制、国家等都解释成特殊的工艺。
这种看法是由工业革命的实际成就及其所制造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它把人理解为技术的存在物，这个存在物改变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常培养出越来越新的有用器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他著作里发展的人的观念就包含这样的理解。
马克思所发展的这些哲学人学观念自身又是他研究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基础。
马克思不但把人的物质肉体存在看作是其生理组织的功能和再生产，而且还看作是人工器官系统的再生产和发展，这些人工器官已经是其第二本质的对象了，它们是人适应自然环境的中介。
他形象地称这个对象系统为“人的非有机体”
。
马克思按照传统把人的物质存在解释为肉体生命（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之后，立即指出，这个肉体并不能归结为生理元素，因为其中还包含“非有机体”
，即人的肉体的第二个组成部分。
那么，在自己的肉体和物质的存在中，人就是一个有两个组成部分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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