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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存在的前提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交换。
这个交换自身不能仅仅解释为生理过程,它首先是个能够保障“非有机体”
,即人的更新和发展的社会过程,这个更新和发展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
生物对环境的进化式的适应通过它们肉体的改变(在新器官及其功能的改变和自然淘汰过程中形成)来实现,与此类似,人对自然界的适应的前提是其肉体组织的改变和发展。
但这个组织自身具有复杂的结构,包括两个子系统:生理机体和非有机体。
与动物不同,人能够控制越来越新的自然存在条件,但不是依靠自己生理组织的不断改变和复杂化,而是靠在生产过程中发明越来越新的人工器官和第二本质的形成。
结果,生理进化变成了另外一种本质上不同类型的发展,即人类的社会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根据这个思想,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生产手段的进步(人的人工器官系统中的主要元素)是人类历史的主要因素。
我再次强调,这个思想展开的动因是技术文化所特有的对人的理解,即把人理解为改造自然界的存在物,把人的活动主要理解为人对物质世界的积极的技术作用。
马克思社会哲学的核心思想及其不久前的标准表述(特别是在大众教材里)形成的逻辑曾经被掩盖和歪曲。
马克思的哲学人学观点被认为是其学说中某种意义不大的东西,最多不过被认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成熟的立场。
然而,不但关于生产在人们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观念,而且整个后来对生产方式观念的研究都与这些哲学人学观点相关。
其中,把生产关系在人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主要作用区分出来,正是由于把人的物质存在理解为其活动的人工器官的再生产和发展,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理解为形成其“非有机体”
的客观环境。
这个“非有机体”
在社会意义上可以遗传,从一代传递给下一代。
在从野蛮过渡到文明之后,人的“非有机体”
加速发展,并成为文明成就的重要指标之一。
为了成为活动主体,也就是说获得真正人的存在,人应该经常与文明的非有机体的各片段接触,这些片段被当作物质财富和活动手段来使用。
否则,他就不是人!
这些接触自身意味着个体进入人际关系的复杂系统,因为“文明的非有机体”
中的任何工具、任何东西或系统都是社会分工劳动的结果,是其他人的物化劳动。
所以,当人使用劳动手段时,为了成为生产力,他必须立即以自己与活动手段结合的行为参与到所有权、分配和劳动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之中。
马克思把这些关系称为生产关系,并将其当作社会生活的基础。
马克思认为,社会是特殊的完整机体,这个有机体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而变化。
今天,在旧的神话和意识形态崩溃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已经不再被禁止,这些观念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问题被不断地重新提出。
我认为,在这些观念里有许多具有建设性的东西,无疑,不能把它们当作某种过时的东西予以抛弃。
20世纪文明发展的全部经验最终证明,经济成就才是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是获得社会进步以及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成就的决定性因素。
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走在世界前列主要归功于经济奇迹。
马克思喜欢在社会体制的发展与生物种的进化之间作比较。
他写道,动物遗骨的构造对研究已消失物种的组织结构有意义,与此类似,劳动工具的残留物对研究社会经济形态也有意义。
如果继续这个比较,那么下面的说法并不夸张,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它们决定社会与自然界关系的特征以及人类活动在其中展开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如同达尔文将这个决定性作用赋予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作为整体的复杂有机系统的社会发展的这些方面给予了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
然而由此还不能获得这样的结论:他们所制定的社会进程的图式在整体上是完美的,不需要任何补充,更不需要重新考察。
这个图式的一个主要缺陷就在于其中没有揭示出文化的功能,文化是传递积累下来的社会历史经验(人类生活的超生物的程序)的方法,没有揭示出文化在社会生活的组织、改变以及各种社会类型产生中所发挥的作用。
这个问题从19世纪末开始在哲学和社会学中获得积极研究,主要是非马克思主义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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