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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自然的自发力量只有通过各种非自然的对象发挥其毁灭性的作用，这种作用被看作是对“第二自然界”
内在平衡的变形和破坏。
“第二自然界”
的物理的、可感的部分成为调节人的活动的符号。
这就是马克思的基本思想：“个体和自然”
的直接关系并不存在，“神化”
不是按照孤立个体的体验模式实现的，而是通过把整个社会的特性和结构转移给自然界，把自然界与社会有机体进行类比的途径实现的。
由此引出一个经典表述：“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作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
[23]
马克思的立场有助于解决许多问题，它们在传统上构成了研究早期宗教形式的障碍，比如早就消失了的部落，以及澳大利亚或非洲的土著民族。
许多事实证明，部落和土著民族日常生活的不容怀疑的调节器就是大量的这样一些物品，它们被赋予了巫术的能力（偶像）。
然而，它们的物理性质是非常不同的，如果不把超出它们的感性理解的性质的某些新事实引入到研究中，那么就根本无法理解这种功能的原因。
费尔巴哈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他认为，拜物教是宗教的最初形式，是由自然界的恐怖现象在人身上所引起的强烈情感所导致的，这些自然现象包括：“恐怖的黑夜”
、“深邃的大海”
、“幽暗的森林”
、“石头上的反光”
。
可是，许多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解释。
费尔巴哈问道：“什么力量使得人尊奉蜗牛壳、蟹螯、国旗和旒旗为神呢？”
他被迫承认，原始人“不用任何批评和判别，将一切可能的对象和事物，不管是自然产物或人工制品，都尊奉为神”
[24]。
不难发现，我们遇到的是对复杂的联系系统的解释问题，这个系统类似于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的时候所遇到的那个系统，在所有明显的和可感的性质之外，商品还表现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东西”
的特征。
为了说明这种依赖性，马克思引入了行动转换这个特殊概念（或转变了的形式——VervaeForm）。
在此提醒一下，马马尔达什维利专门研究了类似的依赖性系统，即“物品具有了社会关系的属性，并且这些性质又处在与人类活动的联系之外，即完全是自然的”
[25]。
他写道，这些转变了的形式，是这样一些虚假物品的构成物，在其中发生着现实联系的脱离和“置换”
，这些联系的出现应该归功于某种优先的、尚未分化的实体。
“在原始人内容丰富的宗教仪式活动中，以及在社会符号现象和无意识心理符号（梦境、精神神经病等）现象中，也有这样的丰满整体的现象出现（因此是‘重新加工过的’、‘重新改造过的’）。
在转变了的形式下所发生的虚假改变问题要比可能的欺骗更加宽泛（欺骗只是个别情况，这种情况在分析宗教的社会作用时是很重要的）。”
因此，转变了的形式的概念在研究社会拜物教、原始的拟人观，以及在分析文化符号系统时，是很富有成效的。
[26]
这样就破解了偶像崇拜的奥秘。
一个物体获得调节功能根本不是由于其具体的物理性质（颜色、气味、尺寸等）。
这些性质被理解为超自然的，仅仅是因为它们成了社会关系和联系的符号、替代物。
在这里，这些性质不是社会力量表现的形式，它们本身没有任何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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