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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经济之外的强制和个人依赖性的时代，对人实行暴力是“自然的”
，这种暴力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马克思指出：“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的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孤立分散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
[16]在资本主义社会，暴力获得了与此根本不同的另外一种规定性。
暴力作为对主体进行强制的方式和手段，是在这样一种分离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即把从前结合在一起的活劳动与再生产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开来。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有个人自由和物质依赖性的情况下，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主体的作用特点的暴力，不是为保证人们参加生产所必需的。
经济之外的强制被代之以经济的强制，鞭子的律法被代之以饥饿的律法。
但为了保持和维护现有政权和财产形式，仍然必须在政治和精神领域运用暴力，以便使人民“俯首听命”
。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保障少数统治者拥有经济力量的社会“权利”
，另一方面保障多数被剥削者创造这一力量的“权利”
。
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形成的早期阶段，国家政权作为集中的和有组织的暴力，是把封建的生产方式变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杠杆，也就是直接的暴力还是一种经济潜能，那么，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为另外一种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创造了基础。
间接的强制取代了直接的强制，但它的现实性和有效性不亚于后者。
以对客观社会关系的统治形式出现的新型社会暴力，甚至变得更加精巧和包罗万象。
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世俗政权和宗教政权之间在对政治暴力和精神暴力的运用上是有足够明确的划分的，那么现在，国家政权则把这两种暴力形式都拿来作为自己的武器，而且在必要情况下甚至不拒绝运用直接身体暴力，把所有这些暴力都纳入自己的活动之中。
马克思对关于人性具有“本能的侵略性”
的观念，对企图把“生存斗争”
原则从动物界推广到社会实践的做法，给予了批判分析。
关于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侵略性的思想，关于暴力是人的本质的不变属性的思想，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独特变种，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思想是“事物的现有秩序在思想上的另一种表达”
。
对暴力行为的偏好被认为是人们的自然属性，而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治，被解释为人类的永恒伴侣。
在揭露这样的推论在科学方法论上的无根据性的时候，恩格斯写道：“自然界中……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包含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包含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斗争。
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标榜片面的‘斗争’。
但是，想把历史的发展和错综性的全部多种多样的内容都总括在贫乏而片面的公式‘生存斗争’中，这是十足的童稚之见。”
[17]
人是生物社会性的存在物，他拥有一定的“自然”
力量，这些力量在他身上是作为天赋和能力而存在的，但人不是自己遗传的自然品质的奴隶。
在人的自然本性的进化过程中，生物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关系经历了有利于后者的根本改变。
在人的遗产程序中，有利于社会的品质得到积累，这些品质对人的自然本性具有反作用，人监督和压制自然本性的表现，使其与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相符合的能力得到增长。
离开人类社会产生的源头越远，个人就越成为社会存在物，个人生活的全部表现“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
[18]。
马克思在运用人的“第二自然”
这一概念的时候，他所指的正是人的这样一种社会性特点，其内容是受社会关系体系制约的，这些关系直接决定了人的心理面貌和社会行为。
把人的行为反应的动机与动物本能等同起来，给战争、革命、恐怖等现象贴上生物学标签——没有什么比这更徒劳无效的了。
社会暴力的全部表现都是自觉追求一定目的和利益的个人的相互关系的表现形式。
政治暴力只有在一定历史阶段，即社会分化成阶级并产生国家的时候才产生，这个事实本身证明，社会暴力是社会制度的现象，不可能由非社会因素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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