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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就是与现存社会并列，为人的“自治”
赢得某些空间，即从“追求生产效率的合理性和商业的合理性”
中扣除的那些空间。
正如戈尔茨所理解的，这样的解决方案不能从任何物质的、历史的必然性中获得，它只能以个人的自由决定为基础。
戈尔茨对人的“自治”
和“他治”
的领域作了明确区分（他所理解的“他治”
领域是指社会必要劳动和为之服务的国家的世界），就放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原则和个人原则之间存在可能的和谐的信念。
他认为，历史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发展的。
社会生产体系，生产职能的地域和社会方面的分工体系，以及全部国家制度都与个人格格不入，对个人而言，这是没有名分的职能和没有个性的关系所构成的体系。
因此，社会主义可以竭力追求的只有建立和扩大人们自主活动的范围。
而且他觉得自主活动是唯一真实的道德领域，在“他治”
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社会规范。
不过，戈尔茨认为，应该努力达到使“他治”
领域服从“自治”
领域。
何况“他治”
领域可以援助“自治”
领域，因为在“他治”
领域里能制造出自主劳动所必需的工具，能使个人摆脱家庭和“共同体”
的巨大影响。
戈尔茨列举了诸如自治的合作社和公社这样的对今天而言是非常边缘的现象，此外他还指出了社会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进展可能会产生的实质影响，途径就是通过文化和道德领域。
在这里，社会主义可以展开的是自由的主题，即摆脱人类活动的理性动机，可以确立人道主义的非理性的道德。
但是，对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否定只是后工业社会主义者宣传的道德的一个方面。
这种道德的另一个积极的方面是保卫“差别”
、“独特性”
和各种类型的“自我同一性”
不被理性化的社会机构所吞没。
不过，在这里，后工业社会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必须与保守派划清界限。
与保守主义接近经常威胁这些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来说这已经不是新问题。
后工业主义者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并指出，他们保卫的不是传统的“分立性”
，而是各种“差异”
，这些差异是在现代化社会中形成的，被迫保卫自己不遭受来自于理性化机构的毁灭性的威胁。
在这方面，甚至像埃柳尔这样的在人能否摆脱技术统治、摆脱社会理性化的问题上持悲观主义态度的人也把希望寄托在文化和道德上。
他认为，人应该放弃习惯性的价值观（追求生产效率，追求消费、成就、威信、统治），以便获得大公无私的高尚道德和自由。
顺便指出，无论是埃柳尔，还是卡斯托利阿基斯以及戈尔茨都把自由宣布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想，这就把他们与工业社会主义者区分开了。
后者更关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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